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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楠 杨琳: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英国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4-01-31 22:11:02
作者: 申楠   杨琳  
而且报道内容极不准确甚至危言耸听令人误解,以至于在之后的庭审中,审判法官要求陪审员对相关媒体报道不予理会的指示不起作用。为了保证案件当事人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在无法消除夸大的新闻报道对社会公众业已产生的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上诉法院撤销了该案中被告人的杀人罪判决,并拒绝发布法院令进行再审。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报道及评论都会对社会公众以及司法审判人员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因此,媒体应“在善意状态下对公开举行的法律诉讼进行公平、准确的报道”[9],若是超过这个范围,在报道中夸大案情或对相关诉讼程序盲目进行评论则有可能构成“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

   较之英国通过“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约束与规范大众媒体报道行为,以保证案件公正审判,维护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我国在处理大众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公开报道与维护司法公正性方面尚有不足。在我国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实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众多媒体就将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混为一谈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这些并非完全基于法律事实而是基于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的公开报道与评论,客观上对公众舆论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作用,使得司法审判人员在进行案件审理时受到社会舆论压力,极有可能被非理性的舆论情绪所左右而放弃法律和逻辑。更有甚者会造成顺应了社会舆论,但却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的结果。此外,我国在对涉及媒体与司法公开的案件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建设方面,也缺乏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和解释,对媒体及司法在越过各自的界线之后的处理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因此,英国已有的处理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二者关系的规约和案例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新闻公开行为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三、公正前提下的当事人权利与媒体权利的辩证与平衡

   大众媒体的言论自由,不仅是其自身的固有属性,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大众媒体通过多种消息渠道获得可供公开报道的新闻素材是其言论自由权的重要实现方式。但是,怎样在保护大众媒体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对受访者个人正常生活及其合法权益予以保障,也成为学界研究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大众媒体在对司法审判过程及相关人员进行采访时,可以通过多种消息渠道获得新闻素材。然而在消息获取的过程中,媒体难免会对受访者的正常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干扰。当受访者合法权益受到媒体侵害时,或受制于“新闻自由”的名义、或因侵权主体不明而很难通过相关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英国大众媒体同样拥有通过多种消息渠道获得新闻素材以及对司法审判当事人进行采访报道的权利。但在对媒体消息来源的限制以及对司法审判相关人员正当权利的保护方面,较之于中国媒体司法报道实践中略显混乱的情况,则有更多的法律规范进行限制与制约。英国法律在保证大众媒体获得消息与公开报道的权利的同时,也对大众媒体采访对象的正当权益予以相当的保护,使得大众媒体不能够以“新闻媒体拥有言论自由”的理由肆意破坏新闻采访对象的正常生活以及侵害其正当、合法权益。

   (一)媒介骚扰行为的约束及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1997年,英国实施的《防治骚扰法》对各种骚扰行为制定了普遍禁止规则,几乎可以覆盖任何形式的骚扰,其中也包括大众媒体为获得新闻素材而对受访者造成的骚扰。该法针对大众媒体为获得新闻素材所经常使用的未经允许的登门拜访、长时间的电话骚扰以及在受访者明确表示希望终止联系后仍然继续接触等骚扰行为起到严格的规范与限制作用。当大众媒体的新闻采访行为对受访者正常生活及其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时,除非媒体能够证明其行为或为阻止犯罪、或有相关法律支持、或有辩护理由支持该行为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或因某些特殊情况而具有合理性,否则该行为就被归结为骚扰。大众媒体的采访行为若对受访对象存在骚扰可能,那么受访对象则可以将新闻采访主体以骚扰罪进行起诉。

   大众媒体常用的新闻获取手段除影像拍摄、言论记录外,对受访对象的通讯信息进行截取的行为也随着技术发展而愈加严重。这种通过截取通讯信息获得新闻线索的行为虽然有时也为获取重要、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做出贡献,但是该行为对信息被截取者个人隐私权的损害无疑是巨大的。英国十分重视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立法机构也出台了诸多法律规范约束大众媒体意图通过截取通讯信息获得新闻线索的行为:新闻采访者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私自截取采访对象的电话谈话或邮件通信,该行为就构成了犯罪。1949年,英国《无线电报法》便对未经授权使用无线电装置通过邮政或电信系统截取信息的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1985年,在《防止电信截取法》中也增加了“非法(未经授权)截取邮政或公共电信系统通信罪”。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的愈加完善,对“未经授权截取通讯信息”行为的定义范围也愈加扩大。2000年,英国《侦查权力条例》中规定,未经授权便截取来自一切不同渠道的通讯内容的行为均可被控诉。公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合法权益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在遵守法律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进行的诸多规定的同时,大众媒体的行业自律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英国新闻控诉委员会制定的从业守则要求报纸在不能保证足够的合法性或者未获得当事人自愿请求的情况下不应当公开可能导致当事人身份披露的资料。此类自律性行业规范的制定除体现出大众媒体对司法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保护的人文关怀外,也体现出新闻媒体对自身行为以及职业操守的自律。

   (二)媒体监督权力的实现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随着社会公众法制意识的提升,其对司法领域的关注度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审判公开揭开了审判过程的神秘面纱,使得整个司法过程被纳入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内。大众媒体作为保障公众知情权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的工具,也通过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实现着对司法领域的舆论监督功能。这种良性监督在很多时候保障了司法公正与权威,但是,媒体的监督权与其他权力一样,一旦滥用就走向另一条背离初衷的道路。当媒体舆论监督权力越界,通过引导舆论方向对司法审判人员施加影响,以“媒介审判”的面目出现时,不仅会对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以及司法公正等基本法律原则造成破坏,更会使得当事人难以获得基于法律事实与逻辑推理而进行的公正的司法审判,亵渎司法的权威,破坏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公民权利。在探求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二者关系时,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阐释,并提出了诸如“媒体要保持客观中立态度,不发表倾向性言论对司法审判活动造成压力”,“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预测审判结果”[10],“新闻媒体应为自己发表的言论负责”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原则与规范。

   但应当认识到,与英国较为完善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大众媒体采访行为侵害的法律规范与行业准则体系相比,中国在媒体监督权力的实现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体系建设中,法条固化进程尚显缓慢,研究与立法道路仍然漫长。我国大众媒体行为的约束多依赖于行业自身规范或媒体从业者的自律,相关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公民在正常生活与合法权益在受到大众媒体侵害时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同时,行使大众媒体采访权的新闻采访者的行为也在客观上游走于新闻自身特点与法律规范约束二者间的尚未有明确法条规约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在媒体行为规范立法方面还是公民面对大众媒体新闻采访时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英国的相关经验对我国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启发与借鉴

   本文通过对英国处理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二者关系的判例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近年来司法报道实践,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在处理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二者冲突的问题时尚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我们应借鉴英国的司法实践,从以下几方面关系的辨析入手,可以为进一步从制度规约与法制建设层面上为我国司法报道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一)媒体行为与新闻从业者个人行为的辨析

   大众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但此权利的行使也应该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媒体人有采访报道的自由,但其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法律的规约。从英国“事前不限制原则”看,英国法律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案件的报道行为并不进行事前限制,体现出该原则对大众媒体新闻采访与公开报道权利的充分保护。但同时该原则也通过对新闻报道者个人行为甚至其所属媒体机构的法律约束将媒体公开报道行为有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负面影响予以控制。因此,当大众媒体出现越界报道行为或者其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影响司法公正时,在充分保护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前提下,也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在追究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报道的责任时,应将大众媒体关于司法案件的报道行为具体化到报道者个人。通过对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发表新闻报道者的个人行为方式及行为后果(包括其获得新闻的方式,披露内容的合法性及其公开发表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影响等)进行评估,对于超越媒体公开报道行为正常尺度并给司法公正带来负面影响的新闻报道,法律将对报道者个人行为乃至其所属新闻机构的放任行为予以追究,从而使得新闻报道的产生过程被纳入法律监管体系之中,以尽可能减少大众媒体新闻报道行为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二)法律事实与新闻事实的辨析

   法律事实即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各种事实的总称,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客观事实;而新闻事实是指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虽然二者均是指客观真实存在的事实,但依然有很大区别:从新闻定义的角度看,几乎一切和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过程和细节、一切能够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信息内容,都可以构成新闻事实,具有新闻价值,而且报道越及时价值越大;从司法审判的层面出发,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的、能够被法庭所采用的事实,一定是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所筛选出的法律事实,但是,并非所有的法律事实都适宜公开发表。因此,制定相关法律作为对大众媒体司法报道的规约,尽量减少因新闻报道中信息披露不慎所引起的对司法公正的干扰和以对案件相关当事人的道德评判代替司法审判的可能性,保证相关当事人能够在完全基于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接受公正审判的合法权利,就成为规范媒体司法报道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大众媒体在对司法审判过程进行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进行司法监督以及保证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我国媒体仍然存在一些披露与案情无关、甚至侵犯到他人隐私的信息的现象。若是不能区分法律事实与新闻事实,不注意信息披露的法律规约,那么则有可能将公众舆论引向偏离法律事实的方向。作为处于社会中、受大众舆论影响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官个体,一旦受到舆论压力的影响,甚至将这种影响体现在判决的过程中,则更增大了司法判决不公正的可能性。因此,当大众媒体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关键。对报道内容范围的明确划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媒体从业者的报道尺度提供参考,为大众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基础——法律事实的关注提供了保证。

   (三)对业已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报道的处理

当关于司法案件的新闻报道已经对司法审判公正性产生负面影响时,为贯彻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原则,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中止新的报道的产生,并在已有新闻报道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再能够对司法公正产生动摇时再进行司法审判。当英国大众媒体给予司法案件的关注度过高或其新闻报道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有可能对司法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负面影响时,本着对当事人公平获得审判的权利的尊重,法官有权要求媒体停止对案件进行报道,或中止审判直至新闻报道对公众的影响消退后再审。笔者认为,英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司法审判公正性排除媒体报道负面影响有一定借鉴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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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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