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永年 王璐瑶:全球经济新规则下的自贸区试验

更新时间:2014-01-29 15:02:29
作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王璐瑶  

   二是向外资开放六大服务领域。上海自贸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

   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是全球服务业革命日益深入的必然导向。伴随知识化、专业化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科技、信息、研发等部门成长为服务业的支柱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发显著。世界银行南亚经济顾问埃贾兹·加尼认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就体现出与工业化带来经济增长所不同的路径,即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实现经济快速成长与脱贫。印度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已经延伸至国外市场,信息技术及服务业在印度2010财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例高达54%。美国占据了印度信息技术业61%的出口市场份额,也是印度信息技术企业最大的利润回报市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制造业领域出现爆炸性增长,典型事例就是中国凭借人口红利与外资注入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不仅是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的显著趋势,也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路径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与此相对,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提升国内需求并刺激消费。

   此外,开放服务业还将对就业创造与民生改善等产生积极作用。国务院在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就在强调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在形成大型服务企业的同时鼓励中小服务企业的设立。《意见》还倡导调整服务业布局,号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与省会城市等努力形成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发达地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服务业开放不仅对上海意义重大,还将对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自贸区《总体方案》称在满足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准许在试验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先行先试,建立与自贸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金融改革是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主要争议所在。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就不主张利率市场化在自贸区先行,认为利率市场化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计划。并且,其还坚持需对上海自贸区的资本流动施以必要限制。

   今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为存款利率市场化、银行业自由开放、建立存款保险与破产制度等后续金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然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与利弊仍在讨论中,尽管证监会已在今年4月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额度分别大幅提高了1.6倍与2.5倍。

   放松资金监管确实可能给行业与国家金融稳定带来风险。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估计,2010年的“热钱”净流入已达到355 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且在之前十年里,“热钱” 总体呈小幅净流入的态势,年均流入近250 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9.0%。

   同时,放松资金监管还可能对当前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经济格局产生冲击。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0 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披露, 2001~2010 十年间流入房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流入总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0% 以上,2006年以后比例逐步提高,2010 年达到23%。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未来走向不明的情况下,纵容资本在房地产业的自由流动可能造成更大的行业困境,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力度与实际效果。

   但是,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规划此前已经存在。2012年,央行课题组公布报告称,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过分强调开放条件会贻误改革时机。报告还公布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短期(1~3年)、中期(3~5年)与长期(5~10年)规划。今年9月,上述央行课题组组长盛松成又在《金融时报》撰文称,从宏观经济稳定性、银行体系稳健性以及人民币汇率逐渐趋于均衡这三个方面看,中国正处于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时机。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速度将加快,中国利率与汇率管制将朝市场化方向发展。

    

   中国的积极战略思考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但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路径。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考虑应当目光长远。

   首先,中国应当尽快推进并完善上海自贸区建设,将上海自贸区作为政策与制度转型的综合试验场。考虑到上海自贸区所涉范围与试点性质,在自贸区内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放服务业领域以及进行金融改革试点应当是可控的。因此,先行一步开放带来的风险不应当被视为“洪水猛兽”,重点是开放后自贸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监管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2001年,“狼来了”这一说法在中国加入WTO时甚为流行,十余年后,加入WTO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并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积极经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公私部门相互竞争、企业明晰产权结构以及政府规制行政干预范围与力度等一系列改革。

   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时期”,需要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若干重点环节做出具体规划。但是,改革规划的前提是对制度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因此,从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入手,分析制度与政策转型可能对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进而探究相关制度与政策变化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影响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中国可以通过打造上海自贸区为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及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绘制路线图,在推进国内投资、财税、金融等结构性改革方面探索创新模式。

   上海自贸区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可复制性”,上海自贸区的规划者也坦承,尽管自贸区拥有创新模式的优先试验权,但不存在特别优惠的税收等政策,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可推广的营商环境。因此,上海自贸区可以充分尝试与全球经济新规则接轨,并在时机成熟时将创新监管模式与改革经验分享至全国更广泛的省市与地区。

   其次,积极加入TPP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进一步对外开放以深化国内改革。在全球经济新规则下,TPP,TTIP与PSA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提出高标准的市场开放义务,给中国继续融入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带来挑战。需要强调的是,负面清单、服务业开放以及利率与汇率市场化也是全球经济新规则与中美BIT谈判等强调的主旨与重要标准。因此,加入这些新型经济框架并积极参与到谈判各方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是中国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表面上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集中在扩大市场准入、加强资金流动等对外开放方面,是为外贸活动与外资进入创造良好契机。事实上,当“国民待遇”被运用于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时,国内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也必须出台,从而避免给外资提供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也就是说,改革试验也会惠及国内各市场主体间的动态调整,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例,中国的投资与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释放潜力,从行政审批效能提高到融资渠道优化等多个方面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平台。同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助于改变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改善目前以国有企业大型并购项目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缓解中国对外投资引发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战略性投资”争议。中国国家资本在组织动员与执行效率方面体现出一定优势,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仍然扩张迅速,但其低透明度与政府支持让外界担心私人企业能否与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平竞争。

   中国可以将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作为加入中美BIT与TPP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的起点,通过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改革。目前,美国在其主导的TPP谈判中力推中小企业议题,而越南与马来西亚涉及的国有企业与政府采购领域均成为了TPP谈判的敏感话题。因此,中国加入TPP等新兴国际合作框架的谈判有助于促进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融资渠道、行政审批、研发创新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政策出台,也有利于提升国企交易、预算公开与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透明度。

   最后,借助改革开放释放积极信号,塑造中国在亚太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呈现出从欧美发达市场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坚持市场开放与国内改革意味着中国愿意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尤其是让东南亚国家切实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果实,从而减少这些国家对大国崛起产生的过分担忧。更进一步,经济利益会对地缘政治利益产生影响,中国的开放心态对于缓解领土争端与海洋利益冲突也将发挥正面作用。

   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并建设性的平衡美国力量“东移”。美国通过TPP等新兴国际合作框架“重返亚洲”,联合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建立全球经济新格局,客观上弱化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努力,其提出的高标准义务也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下的环境与劳工问题、产品原产地问题、对外投资涉及的“非商业性”争议施加了压力。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合作性竞争机制”来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进而实现双赢与共同发展,这意味着双方需要在经贸、环境、能源等问题上通力合作。TPP等新型合作框架为中美两国提供了对话与合作平台,而进入框架谈判的应当是一个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充满信心并能够积极参与议程设置的中国。

   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现在,新一轮的自由贸易谈判正在塑造着升级版的世界经济及其支撑这个经济体的全球性经济体制,没有任何理由去回避这个新的挑战;相反,中国必须通过更大的开放来积极参与这一进程,不仅成为新体系的一员,并且是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员。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文化纵横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187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