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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玉明 陈树斌: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更新时间:2014-01-23 23:23:40
作者: 付玉明   陈树斌  

    

   【摘要】语言世界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从哲学角度来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而明确性是相对的,由此决定了建立在成文法基础上的刑法规范也同时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刑法规范追求明确具体,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察,却并不是越明确越具体越好。实际上,明确与模糊都是相对而言的,限度之内的模糊能够扩充刑法规范的涵摄力,进而为刑法解释提供能动的空间,这也符合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论说。

   【关键词】刑法规范;明确性;模糊性;刑法解释

    

   一、语言世界:分析哲学中的刑法规范

   语言是沟通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媒介桥梁,语言世界是一个明确性与模糊性相互交集的世界。[1](p2)语言的界限,也就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从哲学角度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而明确性则是相对的。[2](p54)因此,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刑法规范也就自然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自贝卡利亚以来,刑法学界将罪刑法定视为现代刑法的基石。刑法的明确性成为人们极力推崇并刻意追求的刑法规范的首要特征,并将其视为刑法的正当性要求而日益强化。事实上,明确性对于刑法是如此之重要,以致确定罪刑法定的《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干脆称之为明确性原则。明确性要求的根据是依法治国原则、人性尊严与人的自我负责的自治。

   然而,一旦从立法层面深入到司法层面,明确、抽象的法律规则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便会呈现出苍白无力的一面,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而使不明确性显示出相对的合理性,方兴未艾的“模糊学”理论则将法律规则的明确性、确定性与稳定性解构得体无完肤,哈特等多位法学家纷纷从语言自身特性等多个角度对法的明确性提出质疑。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研究法的模糊性,尤其是探讨刑法的模糊性,并不是否定法的明确性,“而是在法律的确定性中寻求不确定,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3]

   中国现行刑法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称罪刑法定,另一方面却又充斥诸多模糊性概念,从而显现出掏空明确性要求的基本内核之危险,刑法中大量规定数额犯即为适例。同时,刑法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又有深刻的理论来支撑其生存与拓展。本文试图从分析刑法明确性与模糊性辩证关系入手,反思根源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内涵界定:刑法规范之明确性与模糊性的规范分析

   (一)刑法规范之明确性的规范分析

   法的明确性是法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内容。寻求一种安全、稳定、有秩序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内在需求与理想,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心态和习性,人类日益为寻求行为的一致性、连贯性、稳定性而努力。“要保证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具有这些属性,形成一种秩序,离不开对行为的成功预见作指导。”[4](p400)

   犯罪作为人类社会“反社会性”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对社会生活有序状态是最大威胁,而刑法作为规制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对于人们预测其行为罪与非罪无疑起着标尺性作用。通过预先划定刑法的禁止范围即犯罪圈而为人们提供行为指导,旨在保障刑法的安定性和增进生活秩序的可预期性。

   人类的历史是从无序到有序的历史,传统社会的法律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拥有大量规章制度,但因始终高度渗透特权主义思想而时常被“宫廷或地方官员的不可预见性和经常不断的任意专制以及统治者及其仆从们的恩宠和嫌弃所取代”。“[5](p424)有法而不依或不正确地运用,以及无法亦可擅自定罪判刑的制度”[6](p206)普遍存在,刑法规范不可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更毋谈明确性。针对中世纪的司法擅断与特权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终将罪刑法定等理念发扬光大以致深入人心,法律的明确性成为检验法律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尺,成为立法的目标与内在要求。

   “所谓明确性,是指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们能够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就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7](p82)刑法的明确性,包括罪之明确性与刑之明确性。

   明确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刑事法律的刚性特质决定其规范必须明确。“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文。”[8](p326)刑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肩负着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理应将明确性作为贯穿始终的原则加以不断深化。明确性是控制刑罚权发动的基本手段,是保障人权不受践踏的坚实盾牌。一旦丧失了明确性,则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将无从谈起。[9](p22—24)法律是把“双刃剑”,无刑法或者刑法含糊不清以及刑罚权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历史悲剧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

   “不幸者最凶狠的刽子手是法律的捉摸不定”,[10](p6)对于刚刚确定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刑法,增强刑法的明确性始终是立法机关修改完善刑法的目标之一。1997年刑法在犯罪构成理论的落实,具体罪状的规定,法条设计的技巧方面作了较大努力,“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业已建立”。然而,问题在于,明确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事无巨细、统统规定,还是有些许弹性空间;法律概念的理解是立法时的标准,还是司法适用时的标准;立法者的权力是无限扩张,还是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等等。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引入刑法规范模糊性这一概念。

   (二)刑法规范之模糊性的规范分析

   模糊意指“界限不分明”,而模糊性,在《辞海》中“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归属不完全的属性,表示事物属性量的不确定性”。刑法的模糊性即刑法规范的不确定性,是刑罚的类属边界和状态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刑法的模糊性作为刑法明确性的对立面被视为愚昧、落后、擅断、专制法律的典型表征,遭到法学界的普遍排斥。20世纪60年代,“模糊论”的诞生根本改变了“模糊性”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模糊性”逐渐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问题,康德甚至认为:“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富于表现力。”之后,刑法学界一些学者也站在相对的罪刑法定的立场,在冷静地分析了法律规范明确性的具体标准及其实践中可能达到的程度之后,提出了一些发展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论证了法律规范的“模糊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根据。

   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指出,由于法律概念是人类语言的产物而非自然客体的产物,然而我们语言的丰富程度和精妙程度还不足以反映自然现象在种类上的无限性、自然要素的组合与变化,以及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的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些演变则具有着我们始终所理解的客观现实的特性。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词汇是多么详尽完善、多么具有识别力,现实中始终有一些严格和明确的语言所无能为力的细微差异与不规则情形。[8](p486)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的存在是不可表达的,语言永远也不能表达世界的本来面目。”法律语言无法完整地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承认这一点并非否认人类的无能为力,也并非为不完美寻求依据,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冷静而理智地看待法律规范与人类自身。

   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富复杂性,传统的刑法概念因长期沿革,演变为一个个专业用语,富有精练性。现代社会中大量新型犯罪演化出诸多刑法概念,因为没有从普通用语中完全剥离而存在多义性与不规则性,语言本身内在的模糊性,无法准确地将所有事物的意义表现出来,二者的不一致性,有时候甚至达到“几乎完全脱节的地步”。[11]同时,“当我们着手使某一术语更加精确时,结果发现,用以消除所论及的模糊性的那个术语本身又是模糊的,因此,消除一个给定术语的模糊性,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所希望做到的,更多是逐渐地接近于消除模糊性。”[12](p90)概言之,词语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概念的不精确性,文字的核心基本上是明确的,愈到边缘愈模糊。所有的规则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含混的一面,即“空缺结构”的阴影。[13](p121)作为文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还必须得到司法运用,而语言文字的应用还要遵循固有的模式,使用主体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甚至不同的立场,将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可以肯定的是,刑事法律从诞生起,即内在的存在不明确的一面,而其调控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又加重这种模糊性,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化,这一问题愈加凸显。

   法律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产物,罪刑法定在理念上是绝对的,在使用上是相对的;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作为其两大属性都应有各自存在的地位及空间,两者应尽可能地协调。当然,二者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明确性作为刑法规范的首要属性必须加以强调,模糊性作为刑法规范的次要属性理应受到重视,在处于注重刑法理论基础研究的现代中国尤其必须重视这一或许永无答案的难题。

   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规避模糊性,其在刑法典中必然是大量存在的,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产生的原因更是多方面的,认清这一点是我们研讨的出发点。譬如,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情节犯与数额犯,作为“特色”既有可能成为刑法“一道靓丽的风景”,又有可能因其“空缺性”与含糊性造成危及罪刑法定之格局;新的“口袋罪”的出现,如非法经营罪,在几年之内相关解释的颁布使其调控范围之广到了几乎无边无沿的地步,这对我国经济犯罪的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殊主体界定的模糊性问题使司法实践中诸多个案在此罪与彼罪中左右摇摆,司法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甚至到了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的地步;一些本身就含混的术语,如“携带凶器抢夺”中的“凶器”的认定,加剧了刑法的模糊性;再如,一些非法律用语在刑法中充斥,如《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规定的特殊防卫权中“行凶”,因其含义十分宽泛难以确定,在1997年刑法刚通过不久,我国刑法学界对此规定指责一片;还有一些行政犯,因其违反行政法规中的某些规范存在不周延性而连带导致具体适用刑法的困难,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上述表现中确有刑法规定不完善、乃至败笔之处,而需在今后的立法,即立法政策、立法原则、立法技术等诸多方面加以改进,需要重新审视“宜粗不宜细”等不科学的立法观,需要提高立法者的水平、素质等一系列系统性工程来尽量减少刑法的不科学性,而本文所着重探讨的是除上述因素以外导致刑法模糊性的诸多原因,从而达到明确性与模糊性共生、共存、协调的目的。

    

   三、原理解读:刑法规范之明确性与模糊性的存在基础

   这是一个思辩而又混沌的年代,对事物的不断反思与钻研使人类在不断追索中获得暂时的清晰,而又旋即陷入新的模糊境地,在漫漫求索中螺旋式上升。看起来似乎目标如此的接近清晰,一旦进入实务中运作,则一切似乎变得模糊起来。长期以来,人们试图从“科学”取向法哲学角度审视法律规范,天真地认为规范以及孕育它的事实所表达的定义是客观的和明确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最准确的语言,甚至通过类似于数学语言的表达工具揭示其意义世界;法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类似观点在法学著作尤其是刑法著作中多有出现,人们惯于用抽象的思维、严谨的词汇、刚性的风格来评价刑法。

法律及其相关事实尽管有一定的确定性、客观性、稳定性和自足性,但是只要稍微放宽一下法律的空间范围和时间界限,就会发现这些属性都是相对的:“法律并不像自然对象那样可供我们研究和把握,因为它并非纯粹自然的产物,相反,法律是冲突的社会事实相博弈,矛盾的主体要求相权衡,对立的利益主体相妥协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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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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