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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恂来:从文革到改革--一种基于人性论与社会制度构建之关系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4-01-19 22:45:57
作者: 董恂来  

    

   一、基于不同人性论的两种社会制度

   被视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与号称社会主义阵营的苏东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其基本社会制度,首先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论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实际建立在所谓"经济人"假设之上。"经济人"(economic man)又称"理性-经济人"、"实利人"或"唯利人"。这种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见诸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一段文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后来纳索·威廉·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之后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由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它假设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报酬,并且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属于经济人理性行为。

   与此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实际建立在所谓"人性恶"的假设之上。《联邦党人文集》中有段出自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之手的文字,对此表达得相当典型:"……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后来美国学者评论道,支撑美国建国理论的信念与观点是:"由于人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自私的生物……建国者只能依赖以恶制恶"。根据罗伯特·达尔的概括,麦迪逊民主理论的中心观点是:"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则早已广为人知:"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所以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府一直被当成一种"必要的邪恶"。所有这些论点都植根于西方社会对于人性所持的怀疑态度和道德自律的不信任,这种看法、信念和情绪在西方社会中是根深蒂固和极为普遍的。

   由第一个人性假设,即所谓"经济人"假设,可以引申或推导出关于经济制度的确立原则:保护私有财产,并制定相应的产权制度与交易规则,从而为个人旨在追求财富与利益的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此即市场经济。

   由第二个人性假设,即所谓"人性恶"假设,可以引申或推导出关于政治制度的确立原则:限制权力,并制定可以合理分割、能够相互制衡和便于有效监督的宪法制度,从而使权力的存在与设置,尽可能避免发生某些权力腐败、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等种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与结果,此即宪政民主。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高度发达与内在矛盾作用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出现,必将同时伴之以社会成员高度的思想道德觉悟,并且势必以如此良善的品德作为奠定如此先进的社会制度型态的人性基础。从人性论的角度看,这种学说实质上包含有性善论的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问世之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种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早已流传于欧洲各地多年,并吸引一些信徒参与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社会实验活动。但在当时,作为一种社会试验,这些活动仅由极少数社会成员或某些个别志愿团体,完全本着自主决定、自愿参加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进行组织,并非强加于人,更非凭借国家暴力机器将其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作为一种加以系统论证的社会学说,马克思预言的社会制度型态属于未来,无论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否实现,总之并非现实。因此,一个人是否赞成或相信这种社会学说,属于一个信仰问题。

   人性是否能够最终发展到那种良善状态,迄今也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科学问题。因此,一个人是否赞成或相信这种近似性善论的人性论,可以说属于一个信念问题。

   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人们对于社会制度的信念与构想,以及对于某种社会制度的评价,包括其资本主义观或社会主义观,部分取决于他持有何种人性论。

   人性到底是善是恶,或者性善论与性恶论究竟孰是孰非,既属于一个哲学问题,也属于一个经验问题。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长久聚讼纷纭的问题,也是一个迄今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人无论持有其中哪一种论点,在现实与经验中,都能够找到有利于自己或支持自己的若干证据,同时对立的一方也不难找到某些反证。最终某个人持有何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变成为一个信念问题。探明或解答这个问题,并非十分紧要。但是,以哪种人性论为指导设计社会制度,或者基于哪种人性假设确立社会制度,则至关重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论"中断言:"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从性恶说的观点来看,应该从外界来约束人性;而性善说则极力排斥外界的约束,强调听其自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曾援引伯克 "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有一个脆弱的或堕落的上层建筑"之语后评论道:"这是极有见地的。"

    

   二、旨在巩固所有制结构变革的文革

   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于1971年3至4月间在意大利各地作了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开演讲,对其时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防止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伟大创举。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徒,他从生活于其中的普遍的社会信念,即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人性论出发,为文革所作的诠释与辩护,对于人们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其中有关的主要论点如下: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或称空想社会主义,总是以失败告终,"它们不但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人性,反倒加固了认为人性毕竟是无法改变的典型资产阶级观点"。

   "…….资本家和那些满脑子资本主义观点和价值准则的人是既不愿意要这样一个社会,也不能够建立并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们资产阶级人性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水火不相容的。谁要是想把这两者揉在一起,那他从一开始便注定非失败不可: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被迫改造为社会主义人性,便是社会主义关系被迫改造为资产阶级关系。"

   "……资产阶级人性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结构内为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向封建主义挑战并战胜封建主义时,就不存在倒退回封建主义的实际可能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人性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而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产生社会主义人性,以使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可能呢?要是不具备那种人的素质(只有它才能使社会关系有意义),就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名义上能够存在之外,还能在实际上存在,那可完全是幻想。"

   斯威齐分别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证加以对比,阐明毛发动文革的重要意义:

   "俄国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积极方面虽无甚可借鉴之处,它却为下列事实提供了铁证:不可能把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灌注进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的计划经济之类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去,除非在实行这些过程的同时还造就社会主义的人。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孜孜不倦地提倡的那种认为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培育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是毫不足取的。这种思想已由苏联的(以及美国的!)经验证明为无稽之谈。"

   "……任何法律制度--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运用这个词汇,把财产关系的制度也包括在内--都无法控制人们的行为,除非这种法律制度同其治理下的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人性能协调一致。这一条件在苏联显然尚不具备。"

   与此适成对照,由于毛泽东本人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比列宁持续得时间更为长久,从而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比苏联更幸运:"……当问题涉及到改变人性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一点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在引述了毛泽东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刻所言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之语后,斯威齐的演讲以如下语句结尾: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变人性的历史。毛泽东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正是:即使在推翻了阶级统治之后,改变人性的这一正面任务也永远不会停止。"

   保罗·斯威齐的以上观点,对于人们洞悉文革的动因,乃至深入探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谓大有帮助。这里需要把握至少两个关键词:所有制结构和人性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并非系自然演化而来,而是强大的政治势力通过高压、强制乃至暴力手段强加于社会的。它与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区别,首先在于财产所有制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权力机构与规模发生的变化和扩张。

   第一个问题属于经济领域,第二个问题属于政治领域。要想弄明白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的运转何以可能,就必须先清楚它誓言取代的所谓旧式的社会制度的运转原理。

   如前所述,作为经济制度,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受到所谓"经济人"逐利动机的支配与驱使;作为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则由基于所谓"人性恶"而设定的相互制约与广泛监督的原则所确立。而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被强制建立以后,在以上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其工作原理与运行机制,都需要寻求新的思路并以新的方式加以重建。

   显然,一个社会的财产所有制结构,一旦由传统的私人所有制被强行变革为所谓集体所有制或所谓全民所有制,必须伴之以支配原有经济社会活动的传统动力源的更新,即需要使个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驱动机制实现转变,否则该经济社会共同体必将由于缺乏效率与活力而无法维持长久。这就势必对于人性提出新的要求,使之发生适应新型财产制度和生产关系要求的相应变革,由过去纯为自私自利动机支配的所谓卑鄙小人,彻底转变为大公无私的品德高尚之人。因此,把人们塑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对于维持和稳固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或者完成不了这项任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构想就必然落空。这就是财产所有制发生社会变革的逻辑规定:传统生产关系的变革若想获得成功,必须首先以人性的变革为条件,并且始终以人性的变革为基础。简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实践不可能获得成功,除非它在改变人性上能够获得成功。

对于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共产主义理想为己任和负有如此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来说,这里遇到了真正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人性本身。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出自人性的那些顽固表现,对其政治构想的推进和实现,不能不构成一种巨大的妨碍与制约。毛泽东对此处境,并不缺少足够的自觉,例如他坦言:"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955)后来在讲话提纲中又写道:"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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