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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命运

更新时间:2014-01-18 23:19:00
作者: 卢晖临  

    

   阅读提示:“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兴衰。以同情式的理解态度,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感觉到西方世界的威胁,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反传统思潮流行,打倒“孔家店”、“孔老二”,这种思潮甚至可以推至一个极端——废除汉字,鲁迅、陈独秀、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旗手都加入这一行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深度绝望到了怎样的程度!从另一方面批判性的反思,西方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等,却都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中心价值系统的支撑,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中心价值,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文化复兴时需要思索的。

    

   大家晚上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评析一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今年是很特殊的年份,“五四”运动90周年。可以说我们都是“五四”的后代。“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两百多年以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面貌,对于中国来说,“五四”也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欧洲的革命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观念、制度等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爆发,法国启蒙的理念才开始传到中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大的故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兴衰。

   这个大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人物开始,就是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象征。过去被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典。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从朝廷到乡野,对孔子都普遍采用这个称呼。可是到了最近一百年,孔子逐渐跟另外一些说法联系起来。一个是“孔家店”。在《水浒传》里大家可以读到很多的店,比如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开的黑店,卖人肉包子,这个“店”的店主都有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孔家店”的称呼基本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打倒孔家店”在当时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另外一个是“孔老二”,主要流行于70年代,批林批孔时期。我们经常说老大老二,普通兄弟之间的称呼,用在儒家文化的一代宗师身上,带有很强的戏谑性。从这两个称呼可以看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或者说公众形象发生了变化,由兴到衰,由正面到负面,由褒到贬。

   对于这个变化应该怎样去看待。我非常赞同用分析历史的态度,一种是同情式的理解,另一种是批判性的反思。同情式的理解是说,看待一个历史事件,要尽可能地把自己投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去,对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挑战感同身受,和他们一样激动、失落,不要想着21世纪的人担心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批判性的反思是站在今天,从某一种理论的角度来对某种历史过程进行独立的思考。我今天说的更多是同情式的理解。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汉代形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成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影响广大老百姓的观念形式。尽管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曾经过几次大挑战,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这个体系基本是从汉一直延续到清末。官方通过文化读本、戏曲、民俗的作品等,塑造先人的价值观,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儒学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末的时候,本来有很多次修正自己的机会,因为当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然关于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争议,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是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这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很鲜明的反映。传统文化是不太讲“利”的,或以“义”制“利”。明末的时候传统文化经历了一次挑战,也迎来一次变革的机会。集中的表现像江苏的泰州学派,他们讨论怎么在儒家的体系里谈“利”的问题。这主要是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但非常可惜,取代明朝的是清朝。满族一百多万的游牧民族,非常强悍,但是文化相对来说,较汉民族弱,所以全盘接受汉文化,将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并且不接受任何变化改革。大家比较熟悉清中叶时的文字狱,知识分子想成为一个挑战时代的创造性的思想者是不大可能的。清代晚期的龚自珍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大家觉得他好像纯粹在讲人才,是非常技术的话题。但他实质是针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一潭死水,不愿意面对新时代做出改变的现象而感到忧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中独立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冲击,当然也有佛教、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进入18世纪后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乾隆盛世时期,在遥远的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正朝气蓬勃地进行着。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有些零星的接触,元代就有了,都是靠传教士、商人,个人的方式接触。到了18世纪晚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中国和西方现代工业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个事件和北大也有点关系。当年英国的国王乔治派马葛尔尼作为使节,带着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中国,给乾隆祝80大寿。马葛尔尼来访的目的当然不仅是祝寿,还有要和中国建交。因为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工业大国英国,要开拓海外的市场。后面的故事有的同学可能非常熟悉了,就是关于礼节的故事,到底这些使节来觐见乾隆应该行使什么礼节。按照过去的惯例,所有来朝见的国家都是来归顺的,都是番邦。中华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讲具有很强的和平性,我们没有侵略扩张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自大,万物皆在我之下,所有人来都是归顺依附的。过去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蛮、夷、狄、番等,就是认为这些地方的人是没有进化的,野蛮的。马葛尔尼的到来也一样,乾隆只知道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海上的岛国,但心里也很高兴,你们不远万里来给我祝寿,还送来物品,其实我天朝大国什么都有,既然你这么远送来我就暂时收下,你回去告诉你的国王,好好管理你的人民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笑声)所以这就形成一种误解,使我们的皇帝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外交关系。使团见到皇帝之前在中国大约停留了一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被软禁在现在北京大学勺海那一带,当时是皇家园林。最后见了面,马葛尔尼坚持不下跪,他说我对我的国王行使的最高礼节是单膝下跪,行吻手礼,而中国的要求则是三跪九叩。乾隆认为外面的人真不懂礼节,让他跪一下就可以了,吻手礼就不必要了。现在再看这件事像个笑话,却反映当时中国对外面如此大的变化的无知自大。使团这次来没有任何成果,原来的使命都没有完成,包括建立外交关系,常驻使节。乾隆不理解,说我派人到你们那边常驻你们允许吗?对于英国来说很正常,但乾隆想当然认为不允许。外国人来中国要么梳辫子,要么被隔离起来,像广州的十三行,特许一块地方给外国人做生意,他们不能和当地的中国人打交道,以免污染,因为你们是蛮族没有进化的。

   到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近代史从这里开始。鸦片战争是中国的耻辱,是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海外市场发动的战争。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对这件事之前发生的事情交待得并不多。英国人马葛尔尼访问中国是第一次,第二次访问在1814年,当时是嘉靖皇帝。这个使团更惨,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因为他仍然不愿意下跪。中国官员吸取上次的教训,知道英国人是不轻易下跪的,就把他弄得很劳累,神志不清,身体崩溃,在早上一见皇帝,就可能会被龙颜所震服而双膝下跪。但是这个使团在早上4、5点钟哪怕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见到皇帝,还是不跪。鸦片战争的主战派史丹东爵士参加了这两次外交事件,第一次他只是十几岁,帮忙托礼服。小孩语言天赋很强,当时他就学会了汉语,也经历了整个被软禁、站着几个小时见不到皇帝的事件。第二次访华他最终没有见到皇帝。后来当英国的商人销售鸦片被阻扰时,他在医院里慷慨陈词,说如果现在不发动这场战争,将来印度也会这样对待我们,虽然不能确信是否能取胜,但是已经没办法回避战争的发生。有个历史学家写过一本很薄的书叫《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写得很好,书中说,1840年以前,中国不愿意给西方以平等地位,1840年以后,西方不愿意给中国以平等地位。当然这不是给鸦片战争的正当性找理由,只是历史事件需要用同情心去理解,不是简单地去谴责。

   说到鸦片战争,有一个人就会被提起来,就是林则徐,他被称作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部分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但即使是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很有限。林则徐刚到广州的时候,他认为英国不难对付,他有几个理由,第一因为英国人都是绑腿的,屈伸不便。大家看电影时就会看到这样的镜头,中国士兵用长竹杆去挑英国人膝盖,一挑就倒下死掉,其实这是非常无知的看法。第二他认为英国人嗜好大黄和茶叶,只要把这两样东西断掉,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茶叶只是嗜好品,从印度不也可以进口茶吗,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而当林则徐真正与英国人接触之后,他才知道英国人很难对付,这场战争很难打赢。林则徐有些日记书信当时没有公开,例如他被贬的途中给朋友写信讲起他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战争从来没有打过,枪可以连续地发射,即使是韩世忠、岳飞再世,如果没有这种枪械也会束手无策,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这种想法。林则徐到广州后英国人第一次就没敢打广州,而打定海,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英国人认为广州是一个南蛮之地,不重要,打下了广州也不会给清朝造成震慑。而中国朝野上下却认为只要有林则徐在,就不会输给英国人。直到太平天国初期,满清的重臣和太平军打仗时才慢慢地看到了西方人的威胁。因为清军和太平军都是依靠从外国人那里买来枪炮,这使他们都认识到这些武器的厉害。胡林翼说:“太平军不足虑,洋人乃膏肓之症。”《世载堂杂忆》有这样一个记录,胡林翼在安庆有一次带着清兵去察看地形,“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已有成算。只是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的,“鼓轮西上”,就是逆流而上。过去中国的船要逆流而上要靠纤夫人力拉,当他看到现代工业生产力生产出这样的船,他就知道了眼前的敌人虽然是太平军,但遥远国度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一时想不到怎样去面对挑战,所以后来再谈到洋人他都不说话了。

另外一个人,曾国藩,在日记里经常提到,军务繁忙,半夜才能睡着,清早就醒了。他当时考虑的是“念敌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李鸿章则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讲的当然不是太平军,因为太平军这种运动几百年就会来一次,通常一个王朝末年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这些满清的军事将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工业世界,意识到了洋人对中国的威胁。太平军快要被镇压下去的时候,也就是1860年左右,掀起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有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他们有很强的中国文化认同,洋务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器物,所以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器物改革,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体,把西方的洋船洋炮拿来用。这样的改革有很多局限性。它的失败标志是1895年的“甲午海战”。当时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是日本人,这个近邻随时可以跨过朝鲜或海域进入中国。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威胁更多不是领土上的侵犯,所以他们虽然攻入了都城,烧掠一番却没有最终占领。朝鲜当时还是我们的势力范围,要通过不容易,唯一的可能就是跨海。所以李鸿章非常重视海军,建立北洋水师。黄海一战时北洋水师还是很强的,吨位各方面都超过日本,所以我认为这种失败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另外我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实并不可怕,签了五口通商条约,对中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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