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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命运

更新时间:2014-01-18 23:19:00
作者: 卢晖临  
而割让香港,对皇帝来说只是死后在祭祀上有些待遇规格不能享受。我认为最可怕的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浪费了20年改革的光阴。日本的明治维新大概是在1850年代,比中国还要晚一些,但是日本的改革做得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明显。过去我们以中轴国自居,“甲午海战”之后,日本一个小岛国,原来附属于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战胜国,这对于沉浸在天朝大国梦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打击非常大。因此“甲午海战”后出现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康有为说,中国已经是“薪火之上”、“釜底之鱼”,不变不行了。可是一直到清末,虽然中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保守派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直到“庚子事变”,过去的幻想彻底破灭,整个社会气氛才开始改变。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里有这样的评论: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庚子事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荒诞的悲剧,也很悲壮。中国人凭着肉身去战斗,却最终换来了八国联军的进京和四亿五千万的赔款,几十年的海关收入,几十万白银就这样流出了中国。

   进入20世纪,时代的主题变成激进的反传统,孔子公众形象的变化也在此时开始。在“洋务运动”中没有看到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攻击,“维新变法”中也没有,而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器物改革行不通,就开始改制度。制度后面有一种价值,涉及到文化,所以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反传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调。大家都很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话: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代表的是不被主流思想所束缚的、有独立思考的人,尽管精神错乱,但这恰是理性的。打倒“孔家店”有一批人物,鲁迅、吴虞、陈独秀、胡适等。吴虞被称之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他写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论家族制度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非常激烈地批评家族制度,家春秋一系列的改革都与这个有关系。胡适常被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而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上说,现在只有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民主与科学。民主科学基本是外来的东西,过去中国也提民主,但意义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用西方的文化进行更新才能把中国的危机化解。反传统成为基调,“新”字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不是简单的新旧描述,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像《新青年》、《新人》、《新民》、《新女性》等刊物,称为时代共同的追逐。相对立的一面是旧,传统的、熟悉的东西都是旧的。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推到一个极端,举一个例子就是:废除汉字。

   当时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主流活跃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其中,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今后中国的文字问题,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进一步解释“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个老寿星(汉字)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陈独秀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很快写文回应。

   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还有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他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相对应的是拉丁文字,这个是抽水马桶,代表现代文明,茅坑则是落后的文明。

   胡适的态度稍微温和一点,他主张先把汉字变为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马上废除不太现实,所以他后来推动白话文运动,写了很多白话文的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观点都非常一致。大家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只有到了对中国文化深度的绝望,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咒出来的。”这句话刻画得很准确。前面说的这些人的国学造诣都很深,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些主张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在做一种自我了断,就像《笑傲江湖》里的葵花宝典,要非常痛苦地“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个比喻不太合适。(笑声)。总之要把血脉骨髓里的东西去掉,除非到了不得不变,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改革又失败,打又打不过,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出同情式的理解。其实这些旗手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们个人的道德观陷入挣扎之中,而这更加反衬出这些人的伟大,他们不是简单说我更喜欢某种文化,而是真的在找药方,因为没有这个药方中国就会亡种亡族。

   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激烈反传统的勇士大都没有到过西方,除了胡适曾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们去过日本,因此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是通过日本的刊物。相反真正到过西方的人,却没有加入这个行列,比如严复,在英国留过学,也是北大的校长,他本人是强调自由,不怎么提科学的,很怪的一个人,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拖着长辫子,经常在未名湖散步,秀一秀他的长辫子。还有辜鸿铭,甚至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辜鸿铭有的言论比较反动的,比如关于男女观念,他认为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一个茶壶可以配三四个茶杯,但你见过一个茶杯可以配三四个茶壶吗?这种比喻当然很荒诞。稍后的学衡派,主要受哈佛影响,他们都提倡国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被称为保守主义。为什么对自身文化有很强认同却不能获得支持?联系我谈过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和袁世凯也有关系,他之前要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课本,这个做法被认为是封建复辟。当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在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像袁世凯这样的军阀还在谈旧礼教,知识分子就更激进地从反面批评。就好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不遵循这些礼教,但实际内心是很信的,于是他们看到虚伪的人在做虚伪的事情,就要从另一面来揭露。

   激进的反传统不是“五四”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一直延续,分化,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左派有右派,尽管政治主张不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如此,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参加“五四”运动。

   前面讲得比较多的是同情式的理解,下面讲一讲批判性的反思。我已经把历史梳理了一遍,一步一步这样走下来,有内在的逻辑,并不是完全偶然性的。那历史是不是必然的?有人说历史性的不可改变,但以此来说历史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否定另外的可能性,这种历史观是非常糟糕的。难道大屠杀、大饥荒都是必然的么?历史存在着替代性的初衷,没有人能拿出完美的方案,但可以逃出唯一可能性。中国要救国救族走现代化,就要把传统抛弃掉。那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被动的现代化从1840年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经常简单地被人们表述为从传统到近代,这个表述很简练,也很难打破。这种表述又经常被人们进一步发挥,理解为抛弃传统,才能达到现代,这就有问题了。我们来看看现代化的模版:英国,最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欧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包括工业化、经济组织、市场形态。根据社会学者马克期·韦伯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精神的滋养。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就是做买卖?当然不是。中国很早就开始做买卖,《史记》里记录了很多商人像吕不韦。在韦伯看来做买卖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依靠理性的、系统的、合理的方式来赚取利润的生产方式。这个精神怎么来的?韦伯说是西方的宗教,并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性。具体来讲是新教主义,被称作是宗教革命。看到“革命”两个字,就是对传统的抛弃吗?不是。虽然号称是宗教革命,新教只不过是和罗马天主教决裂,路德对天主教的批评,主要是对罗马教廷的批评,他们在歪曲上帝的主张,你第一次去罗马就是找骗子,第二次去你就是骗子,那些是罪恶之臣。新教和天主教两者的相似性恐怕要大于它们的相异性,新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统的继承。对于缔造西方世界的两场政治革命,一个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一个是美国革命,他们无一不是建立在他们的传统之上。英国光荣革命,更多意义是在政治上的,而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太多的改变。美国革命也是。法国大革命则是比较剧烈的革命,非常激进,他要把过去旧的制度打成废墟,再在废墟上建立新的世界,构想出理想世界的蓝图,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建造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法国革命恰恰因为太激进的做法,引起一批思想保守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捍卫传统。英国埃德蒙博克认为理性是前人一点点摸索积累起来的,传统代表了这种摸索的历史,所以要尊重传统、历史。因此这个“保守主义”在西方不具有贬义,而西方的走向现代化始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改革。

   后来的革命都是一种学习,是被迫的,和殖民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或者面临这种威胁。日本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也是成功者,广泛吸收学习了西方现代化科学工业,却并没有抛弃文化传统。《德川宗教》这本书指出,正是德宗幕府时期的宗教,为驱动日本走向现代主义,提供了中心价值系统,内藏的价值观驱动日本适应现代世界,创造现代企业制度。《大英百科全书》主编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将古老的儒家文明和战后从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糅合在一起,加以巧妙应用,所以他把日本称为中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日本的本土学者,他将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儒教的忠诚特质,民主主义乃至社会集体。日本的儒家虽然深受中国儒家的影响,但还是有他自身传统的特色。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为他提供了一个中心价值。类似的还有东亚四小龙等。

   反过来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相比,如印度,从文化的角度受伤最重。我们文化的受伤是谁造成的呢?前面我们做了同情式的理解,我们不是简单的批评和提倡,理想层面不等于现实的方案,要拿出一个现实的方案很难,像那种极端的否定,对儒家精神的描述,乃至文化的载体语言,确实对中国文化造成很深的伤害。

   这段历史中有的机会我们错失了,非常可惜,像刚才说的明末思想改革,后来清末经历的预备立宪。当时积极发动参与预备立宪的主体是地方绅士集团。如果这个进程在中国开展起来的时候能再多一点空间、时间,在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还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我们也错失了改革的机会。因为革命经常不是在最坏的时候发生的,而是向好的方向改进的过程中发生,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另外慈禧晚年的时候,言论方面也有一些改革的契机,但仍旧错失了。

   在历史上,如此庞大的民族,如此多的人在自我了断,攻击自己的文化,是很罕见的。这种攻击到1949年之后还在继续,有两个“决裂”:和旧习俗决裂,和旧制度决裂。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过程,几乎就是把传统的东西消蚀掉的过程。民国初年兴办新学堂,找不到场地,于是把和尚赶走,在庙宇里建立学校。这种做法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新学堂代表科学现代的教育制度。此后更多,像大跃进时期的拆祠堂。儒家是一个活的形态,不只是“四书五经”,还包括一系列乡土建筑物、乡土资源,这些在革命的历程中统统被视作是过时、反动、迷信的东西,用毛泽东的话说:破旧立新,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虽然传统没有变成废墟,但却成了碎片,不能成一个体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把碎片化的文化元素进行主动积极的整理,这正是我们进行文化复兴的使命。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这种需求开始出现,因为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一个没有中心价值支撑的发展好像没有火车头,非常危险,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以上我把传统文化的兴衰做了这样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和批评式的反思,告诉大家历史发展虽然有很多内在逻辑,但不要用必然性来看待历史。好的,我讲的东西就这么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热烈掌声)(2009年3月13日)

    

   主讲人简介:

   卢晖临,安徽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社会学权威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的主讲课程有:“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社会学视野中的百年变迁”、“定性研究方法”、“农村社会学”。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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