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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五四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

更新时间:2014-01-13 20:58:18
作者: 夏志清  

    

   夏志清先生系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夏先生著作极多,作品散见于外国著名学术杂志。他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名重于中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今小说的评介另开创一新局面。本刊趁夏先生伉俪访港之便,请他谈谈对当前台湾文学的观感。

   戴天:今天晚上,我们准备用一个大题目来访问你,就是“五四的文学与当代的台湾文学”,请夏先生大致发表一下你对这方面的意见。

   夏志清:前者已经忘了,后者还不曾念,你叫我从何说起呢?(众笑)

   戴天:是这样的,夏先生,我们看过你写的一本书《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直写到1957 年,以后的就没有再写下去。而台湾省、美国的中国学人,亦甚少批评1957 年之后这一段时期。所以我们很希望夏先生能够在今天晚上谈一下1957 年到1970 年之间这一段时期的台湾文学,用一个比较批评的方法,就是用五四文学(包括30 年代的文学在内)来做标准,比较一下现在的台湾文学。

   夏志清:大体上说,当代的台湾文学,应该比五四时代的文学进步了,特别是写作技巧这一方面。这当然是指最有成就的台湾作家而言。但两者比较,最大的不同,我想还是在于五四的时候,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政治,而现在台湾则比较纯粹只是文学,也可以说是more dedicated to literature(热心于文学)。五四时代的文学,却多用来传播政治思想。

   戴天:是的,我们看过夏先生一篇文章,好像也是在《明报月刊》发表,提及五四文学的时候,就说,它们大致上都有一个主题,也就是忧时伤国。从这一点去比较,今天台湾的情形,也应该算是多难之秋啦,那么,台湾的作家,是否也有必要对国是多发表一下意见呢?

   夏志清:你是说那篇叫做《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文章?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要表明,五四以后到1949 年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与传统中国文学有什么不同,以及建国后的文学,又有什么不同。我想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过去中国古代,一向都是文人第一,这是事实,至于是好是坏,那当然很难说,我们今天晚上也不好花时间讨论这一点。

   总之,古代的文人,也许由于尚未有外洋冲击的关系,好像大部分都是不大关心现实政治的,顶多是讲讲皇帝啦民间疾苦啦之类。五四到建国这一段时期,文人才开始大量关心中国的前途问题,虽然那个时代的文人,由于大部分都分心于政治,不论他们创作多勤,他们真正的文学修养其实都很差。而台湾的文人呢,也不好说是不踏实,但他们好像的确不很在乎内地的情形,也没有要骂就骂,要批评就批评的表现,好像他们总避免接触到大问题。台湾的年轻人,不管写诗的也好,写小说的也好,似乎一心一意都放在纯文学之上,在文学的领域里,more concerned with what's going on(对文学潮流似乎很开心),而没有顾及其他。

   戴天:是的,夏先生那篇文章亦好像有提到,五四时代虽然有感时伤国的爱国精神,但是以文学论文学,他们却没有接上西方文学的主流,而台湾现代文人的唯一目的,则似乎旨在接上这主流?

   夏志清:也无所谓接不接啦。当然,肯多研读20 世纪早期西方文学的大师,总是好现象,自己眼界开了,创作时总想避免浅薄和俗套。

   相反的,当代美国年轻作家,尤其是新左派的,他们故意要抛弃20 世纪的“现代传统”,自己思想非常霸道,文字也不考究,和台湾那些受过“现代传统”熏陶的作家比起来,实在要粗糙得多。

   戴天:台湾既然有一部分作家想接上20 世纪现代文学的主流,何以他们对五四文学好像不感兴趣?五四时代忧时伤国的精神,何以到了台湾,竟就断了呢?夏济安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的附录里也曾提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年轻人看不到30 年代的中国文学,因此跟不上,那么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

   夏志清:我想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五四以后30 年代的作品,大多写于租界地区,在外洋的保护下,所以能够忧时伤国。当时在军阀统治之下的地区,反而就没有真正的五四作品,那个时代的作家,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区,他们有讲话的自由,亦觉得国家可救。事实上从某个角度去看,他们其实都是exiles(流亡者)。当然这一方面也是自觉不自觉的问题。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存在主义对台湾青年的影响。事实上,存在主义这些年来在台湾年轻人一辈之中也的确十分流行。

   戴天:为什么呢?为什么存在主义对台湾青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夏志清:一方面,是过去30 年代一向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的这种精神,在今天台湾,已不复存在,内地易手就易手了,不在乎,干脆不谈这些。其次,是你们这一辈的青年,读西方文学刚好读到的就是存在主义大盛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学,自难免受到影响。还有第三,是全世界趋势都如此,年轻一辈觉得人生无意义,世界荒谬,一切虚无,只有个人(individual)最重要,都喜欢说What I feel is most real,most important(我的感觉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目前流行全世界的感受,就是什么isolation(孤独)之类。台湾青年处身在这个潮流里,自难“免俗”。所以说,五四时代的文学,是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文学兼及政治。事实上当我们提及五四的时候,本来也是分开两样东西来讲的,其一是五四的政治运动,就是青年学生示威抗议曹章陆的事件,其二,才是后来的文学发展。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认为,文学是可以用来救国的,国家也需要文学来唤醒青年一代。但是台湾现在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纯文学”,甚至香港的文学,却不大谈到政治,大概要谈亦无从谈起。台湾与香港的青年,似乎都把精力全放在纯文学或者别的纯艺术之上,至于忧时伤国,则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譬如老一辈的就讲讲旧诗词啦写字啦,而学院派年轻的如白先勇他们,就——

   戴天:怀旧?

   夏志清:怀旧。抱着一种凭吊旧中国的光荣已消逝的心理去怀旧。事实上白先勇离开内地时,年纪还轻,但他是聪明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当时内地社会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他怀念祖国,因为他已闻不到内地土地的气息。他所写的许多“台北人”,其实都是“内地人”。应该可以说,他对祖国,仍抱有相当深度的obsession(怀恋)。

   戴天:台湾的文学,除了学院派,还有所谓“战斗文学”,学院派他们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战斗文学”似乎或多或少都接触到一些,你觉得,1954 年以后,他们这种“战斗文学”,成就怎么样?

   夏志清:我没看过,不好批评啦。

   戴天:那就不要讲成就,只讲“战斗文学”这一类作品,在文学上地位如何?

   夏志清:我想“战斗文学”,凡是真正参加过战争,有真正的感受的人都可以试写。战争表现在文学里,当然有极感人的一面,甚至另有一种悲壮的文学上的美。但我想题材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一部作品成功不成功,应该是它的how,而不是它的what,也就是它的写法,它的表现。有才能的人就写得好,没有才能的人就写不好。不过,依我过去看抗战时期这类小说的经验,我们中国人似乎总喜欢把忠奸分得太清楚,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最后英雄出来,汉奸正法,千篇一律。这种好与坏分得太清楚的写法,在文学创作上,就不大好。

   戴天:台湾另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军中作家特多。诗人譬如有痖弦,小说家譬如有司马中原。他们的成就也很大。夏先生可不可以讲讲,何以台湾军人作家特别多呢?

   夏志清:美国好像也有吧?第二次大战后,美国最受人注意的几部小说,都是退伍军人写的。

   戴天:有是有,但总不像台湾这么普遍啦。

   夏志清:他们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刘绍铭最近准备写一本书,研究台湾的现代文学,这是很好的事情,不如待我看了刘绍铭这本书,再说吧。(众笑)事实是这样,我在美国教书,时间有限,每写一篇文章,就得看好多参考书,所以很多应该看的新书,都不够时间看。反而是五四运动以后30 年代的作品,过去倒看了很多,可以说把重要的作家都看了。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五四作家,我一个也不认识,但重要的都看了,现代的台湾作家,我认识一小半,看的却不多。(众笑)不过,我看学院派与军人作家似乎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把界线划分清楚的,其中最好的几位,写作态度同样的认真。朱西宁就是军人作家中很注意小说技巧的一位。痖弦你说是军中作家,但他曾到美国去留学,算不算也是学院派呢?

   戴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年轻一代,他们现在长大了,对中国文化很向往,念完中学,再念大学,文字表达力也高,其中出名的譬如七等生。他们这一辈年轻作家,依你看成就如何?

   夏志清:我看的还是不多,好像也是走学院派的路线是不是?

   戴天:那么我们就谈谈也是世间少有、台湾特多的台湾女作家吧。夏先生可不可以讲讲,何以台湾会有这许多闺秀作家?少奶奶作家?

   夏志清:你是说聂华苓,丛甦她们?聂华苓原是特别用功的一个,最近在美国好像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将来如何很难说。丛甦现在好像没有继续写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

   戴天:夏先生以为她们成就如何?写得比男作家好?还是男作家写得比她们好?

   夏志清:本来外国也有很多女作家嘛。这在美国尤其普遍,甚至记者、编辑、影评人,都有很多女的。也许是外国没有把男女问题看得这么重要,分得这么清楚,所以没有人特别提出来,说是女作家什么什么。其实我想作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也不一定特别要分开男作家、女作家。当然一大半女作家有她们的特色,譬如比较重情感,对男女爱情的题材特别有兴趣,一般是感伤主义多一点。美国英国的女作家写爱情故事也是写也写不完。但欧阳子、丛甦她们就不是这样。於梨华虽然比较重情感,她对男女爱情也自有她冷静、带些irony 的看法。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性别来分高下。

   戴天:还有就是,学院派的作家,更接上了西方文学的主流,他们写作的表现,有时就好像西方人一样,不大像中国人。那么夏先生以为,他们的感受,是不是已经完全跟外国人一样,抑或只是在模仿呢?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好像西方人一样的感受,到底是真是假?

   夏志清:这问题不好回答,不过有些人的确甚至会认为,你如果不懂英文,那么你的文学就靠不住。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是说,当年介绍西方文化或研究西洋文学有些贡献的人,现在老了,都喜欢怀旧,江南啦旧诗啦写字啦……而年轻的一代,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西方啦英文啦外国啦。慢慢待他们年纪大一些,由三十岁到四五十岁,奇怪,他们又要大谈“回归”了,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年轻的一辈,当他们西化的时候,总瞧不起年老的一辈,但是当他们慢慢长大就自然会改变,后来老了,可能又与以前的老辈一模一样了。

   戴天:外国作家,多能把个人的经验,以及对国家的感受,放大而成为现代人普遍的一种印象。台湾学院派的作家,在这方面亦努力过否?成就如何?

夏志清:这很难讲。这也许只是作品深度的问题。当然也许台湾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差一些。而说到成就,那总得与作品的好坏连在一起讲,还有作品伟大不伟大这个问题。事实上就以美国来举例吧,美国新书真正好的也不一定有很多,他们亦有很坏的学者、作家。不过说到世界心灵,一般西方人看各国的书,当然要比我们多些。但这就要说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写作应该不比日本人差,可是外国现在总是看重日本作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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