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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禄:钓鱼台霸主江青

更新时间:2014-01-12 20:11:07
作者: 杨银禄  

    

   钓鱼台,江青曾在这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这个寂静、神秘的地方因此成了一系列“文革”风暴和政治事件的策源地。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当钓鱼台深藏的历史之谜似乎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之时,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记述了杨银禄自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到1973年6月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在钓鱼台工作近六年的经历,通过作者自己的观察、感受、思考,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江青形象。不是一味的丑化,不是简单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江青其人,也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文化大革命”。

    

   钓鱼台居所的几番变化

   “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其办事机构原设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康生早在组织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文章即“九评”时,就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和居住。就这样,钓鱼台一下住进了两位政治局常委和毛主席的夫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重要成员。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北边和东边两条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 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 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便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派毛远新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一场重感冒,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第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那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比较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了以后非常满意。钓鱼台接待外宾的楼分三类,第一类是18号楼,是最大、最好的一栋;第二类是6号楼和10号楼,仅次于18号楼;第三类又次于6号和10号楼,所以江青看了10号楼以后表示很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彻底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到10号楼来看望江青。他们来了以后,林彪可能是累了,没进会客厅,也没进江青的办公室,就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

   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微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来是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这栋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刚到10号楼时,楼厅、走廊、卫生间铺的是胶毯,只有卧室、办公室、大客厅铺的是地毯,她怕走路时跌倒、摔伤,就叫钓鱼台管理处给她统统铺上厚厚的纯毛地毯,把大块大块的好地毯剪成长条的和小方块的,让人非常心疼。

   为保持室内安静,江青让管理处把卧室、办公室的窗子,在双层玻璃的基础上,再加两层,屋门加上密封门。她进出楼,为了不被风吹着,命令邱会作为她建了一个直接通往楼内的钢筋混凝土汽车库。后来又在17号楼建了一个同样的汽车库,供她使用。

    

   钓鱼台里深挖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

   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突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任副组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其时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较严峻。

   1969年,有一天,江青对我说:“现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如果敌人的飞机到北京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怎么办?敌人投掷原子弹怎么办?这些问题你们想到了没有,组织上把我的安全交给了你们,你们如何才能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对我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我住的楼房附近搞一个临时避身的防空设施。我的意见是在我住的楼北边挖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防空洞进出通道要多拐几个弯,这样可以防冲击波、光辐射。究竟搞成什么样子的,要搞出几种方案给我看,方案定了以后,马上动工。”

   我听了以后,对她说:“要挖防空洞,就得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时就得进工人,这就需要报告汪主任,他同意了才能施工。”江青说:“报告谁好是你们的事,开工的时间越快越好。敌人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对我国有突然袭击的可能,我们应该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各种准备。包括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医疗准备、武器装备的准备,以及防空、转移的准备,等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我有预感,敌人很快就要动手了。挖防空洞的事迫在眉睫。唉,挖防空洞,本来是你们应该想到的事情,还要叫我操心,你们这叫失职行为,万一我的安全有点闪失,你们一个个小小芝麻官负得了责任吗?你们如何向党中央交代?如何向毛主席交代?”

   我说:“我们马上向组织上请示报告,争取早日动工。”江青很不耐烦地说:“不是争取,而是马上动工。”

   按照江青的意见,我立即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表示同意,江青亲自到现场选定了防空洞的具体位置,并确定了进出口的方位。在施工过程中,江青几次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并告诉工人们:“防空洞内要有照明设备,要留有通风口,冬天能防冷,夏天能防潮湿。”她督促施工人员加紧施工,早完工,早备用,她说有备才能无患。防空洞完工以后,江青几次钻进去体验生活,练习怎样才能进得快,防得好。

   她告诉我们:“防空洞内要摆上床铺、卧具、沙发。要储备够一周用的食品和饮用水。如果敌人连续轰炸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我在防空洞里能休息,有吃的、喝的,不能因为缺吃少喝困在洞里,总而言之,我现在不能死,我要好好活着跟帝国主义斗,跟修正主义斗,跟阶级敌人斗!”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令以后,江青怕她的防空洞不够坚固,难以防御敌人重磅炸弹的袭击,就匆匆跑到北京远郊区深山某地躲藏起来,那里有现代化的坚固的防空设施。11月7日下午她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以后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送到10号楼递给江青。我收文件时将张、姚的检讨收回保密室。第二天,江青又要了回去,塞进了她自己的保险柜,作为有时不帮她说话的证据。

   发生在1968年3月8日的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完全是江青自己导演的一场闹剧。事件的要害在于:江青认为,我是钓鱼台的霸主,是我命令傅崇碧调查鲁迅手稿的。你傅崇碧到钓鱼台是向我汇报调查情况的,你进入钓鱼台应该请示我批准才能进入。你为什么不请示我,而请示陈伯达?你陈伯达又有什么权力批准傅崇碧进来?江青这样一闹,既整掉了傅崇碧,又给了陈伯达一个眼色看看,这叫一箭双雕。

   江青回到11号楼以后,不但没有看出她不高兴的样子,反而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陈伯达同志的眼睛里没有我,傅崇碧的眼睛里也没有我,看来不给他们一点厉害不行了。你知道什么叫杀鸡给猴看吗?这就叫杀鸡给猴看。”

   在我看来,江青闹得够厉害了,因为我在场目睹了一切,江青还认为不够劲,不过瘾,还要继续闹下去,闹个天翻地覆,把傅崇碧置于死地而后快。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江青不愧曾是一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但是她居于高位,又是一个特殊人物,权势巨大,当时不少高层领导人惧怕她,对于她的话岂敢不“非常重视”?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 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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