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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对“性贿赂”是否需要入罪的理性思考

更新时间:2014-01-12 13:24:25
作者: 杨兴培  
但由此产生的征服感和占有感则更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的反应。当人类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阶段时,男人们开始对权力的全面掌控和位势优越的胜利者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后,当人类的贪欲从保证自己在物质方面的满足需要转向对精神的深度享受时,女色作为物质和精神的合二为一的产品同样不可避免地作为男人和位势优越的胜利者的物质和精神大餐被供奉于权力的脚下而呈现于胜利者的眼前。因此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性贿赂”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国古代就有之。中国最早的“性贿赂”见诸于《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其大意是:崇侯虎向殷纣说西伯的坏话,他说:“西伯积累善行、美德,诸侯都归向他,这将对您不利呀!”于是纣帝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都为西伯担心,就设法找来有莘氏的美女,骊戎地区出产的红鬃白身、目如黄金的骏马,有熊国出产的三十六匹好马,还有其他一些珍奇宝物,通过殷的宠臣费仲献给纣王。纣见了这些非常高兴,说:“这些东西有了一件就可以释放西伯了,何况这么多呢!”于是赦免了西伯,还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这里女性第一次作为一种物品、一种贡品、一种东西被端上了权力的祭台,成为贿赂罪的一种内容。于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女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品随时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被赠送、被贡献、被供奉,于是“性贿赂”就与贪欲、淫欲、利益,与政治、阴谋、犯罪,甚至与战争、和平相联系、相联姻,并演绎出桩桩件件稀世离奇的红尘故事来。

   流传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的故事实际上都是“性贿赂”的产物。“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的西施,为了实现越王勾践的复国大业,忍辱负重,只身前往吴国,“只为君王家国仇,抛却一躯女儿身”,以至于最后导致吴王夫差落得了一个国破身亡,贻笑天下的可耻结局,这可谓是中国古代“性贿赂”最成功的蓝本。如果没有“性贿赂”,作为一代佳人自应该是头白溪边尚浣纱。“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何苦遣女作奉供。汉武帝之后,匈奴复又强盛,汉朝无能,只好忍辱“和亲”。王昭君原名王墙,是汉元帝的宫女。为换取暂时的和平,汉元帝只好拱手相赠“美女”进贡匈奴王呼韩邪单于,这种名义上的“和亲”,本质上是一种涉外的“性贿赂”之举。“沉鱼落雁绝古今,玉碎香消为黎民。”三国时期天下大乱,貂蝉本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义女,生得国色天香,自有倾国倾城之貌,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便于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担忧。王允眼看董卓将要篡夺东汉王朝,心忧如焚,便与貂蝉设下连环计,使董卓、吕布二人反目成仇,最终借吕布之手除掉了恶贼董卓。貂蝉的戏剧形象意义在于,在这个清一色男人争霸的世界里,成功地显示出了一个绝色女子的胆量与智慧。但放在现代法律意义上进行评价,貂蝉与王允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一种“性贿赂”的行为罢了。至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一曲长恨歌,道尽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缠绵情爱故事,但所谓贵妃不过是唐玄宗之子寿王为避祸邀宠而采取的一出“美人计”而已。一言而蔽之,“四大美女”都是“美人计”或曰“性贿赂”的产物,或为复仇,或为消灾,或为避祸,或为邀宠,她们都是中国古代“性贿赂”的典型,尽管她们本身也是政治与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一般命官收受“性贿赂”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晋邢侯与雍子争畜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刑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13]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此案发生于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根据该案介绍,晋国邢侯与雍子争夺田产的归属,久而未决。晋国的司法官士景伯又正好到楚国去了,叔鱼代理司法官的职务。韩宣子命令他审断这个过去的积案,经过审理发现罪在雍子。于是雍子献女儿于叔鱼,叔鱼便断邢侯有罪。邢侯愤怒至极,当场就在官府的大堂上将叔鱼与雍子杀死了。这些记载都可谓是中国古代“性贿赂”的始作俑者,或成功、或败国、或乱法,从中道出了“性贿赂”行为软箭伤人、误国害民、法理不容的道理来。以至于中国古代《唐律·职制篇》专门有规定:“诸监临之官……枉法娶人妻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其大意是无论是接受“性贿赂”还是赠送“性贿赂”,都是犯罪,都在打击严惩之列,而且还有主、从之分,收受“性贿赂”的官员为主犯从严惩处,赠送“性贿赂”的庶民为从犯,虽可减等处罚,但已属犯罪无疑。

   “性贿赂”在国外也常见于某些记载。葛兰素史克的总部位于英国,分支机构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主要的研发中心位于英国、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和中国,在全球建有约70家生产基地。葛兰素史克是少数为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三大全球性疾病—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同时研制药物和疫苗的公司之一。葛兰素史克中国分部为了承接GSK中国更多的业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串通有关旅行社,不仅有送现金、为旅游埋单等手段,个别旅行社还使出了性贿赂,向某高管长期提供“美人”以维系关系。[14]但目前除了日本之外,尚无发达国家将“性贿赂”明文作为法条规定为犯罪。在日本这个政治家对风尘女子多有偏爱的国家中,“性贿赂”被《日本刑法》第197条纳入打击范围,该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关于职务上的事情,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是受贿罪”。从日本的司法实践看,对于贿赂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满足人们需求、欲望的一切利益”、“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公职人员接受的“不正当利益”主要是指“具有货币价值的物品”,并不包括性贿赂。在美国的《联邦贿赂法》、《禁止利用暴力胁迫妨碍通商法》、《联邦交通法》、《不正当敛财及不正当犯罪组织法》中,贿赂的内容被定义为“任何有价之物”,没有任何一个判例和解释认为“性贿赂”可以包括在内。在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中,将贿赂内容认定为“利益”,即“1.佣金、礼物、贷款;2.茶钱,利是;3.金币”。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一些媒体报道中,有关“世界各国已普遍将性贿赂入罪”的说法,有夸张之嫌。

    

   三、性贿赂应当入罪的主要理由概览

   当今中国,由于众多说不清、道不明因素的综合作用,“性贿赂”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存在,以至于有很多人开始提出将“性贿赂”入刑的主张,其理由是:

   (一)“性贿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面对当今如此腐败的社会现象而不动用刑罚这一极端手段,难以治理。这种观点指出通过价值抽象,我们完全可以说“性贿赂”就像其他物质贿赂一样,已经开始动摇了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社会现实已经证明“性贿赂”已屡屡成为重大腐败事件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所谓“饱暖思淫欲”,“权力是最好的春药”,都说明“性贿赂”在当代社会更是有机可乘,其社会危害性充分反映出犯罪之恶。因此只有通过增设“性贿赂犯罪”或者把“性和女人”作为贿赂内容加以规定,才能有利于遏制这种腐败现象的进一步蔓延。将“性贿赂”列入刑法打击范围之内,是完善贿赂罪的迫切需要。动用刑罚手段遏制“性贿赂”,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15]

   (二)把“性贿赂”纳入刑法体系不但有中国古代有经验和实例可供借鉴,而且将“性贿赂”通过刑法修订纳入到犯罪体系也符合国际反腐败的总体趋势。当今世界已有一些国家如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刑法通过“非财产性利益”的技术性规定将此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加以包容,将“性贿赂行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些立法经验可资借鉴。再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界定为“不正当好处”,也为打击贿赂犯罪提供了可以扩大解释的依据。即使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国家对“性贿赂”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但“性贿赂”入罪的立法仍然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加以借鉴和采用。[16]

   (三)把“性贿赂”纳入刑法体系,通过刑事手段加以惩治,可以起到安抚民心,匡正国情的作用。现在很多的贪官“偎红倚绿、搂裙拥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此,真善美被颠覆,羞耻心被抛却,为官的社会责任感被践踏。对此现象,不以刑罚手段加以收拾,法复何用?“性贿赂”入罪,可以弥补我国反腐机制和社会价值理念的不足。我国相关政策和司法实践,为“性贿赂”入罪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和“情妇(夫)”的概念。情妇进入受贿罪的司法解释,增加了法律对政府官员私德的关注,使“性贿赂”开始进入刑法的视野。由此可见,要求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从社会情理上说,可谓是言之凿凿,合情合理,顺乎民心。基于“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有时甚至超过物质性的贿赂,因此现在重提这一概念,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民众反腐心切。

   的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发展的情理来说,“性贿赂”肆虐横行,惹得天怒人怨,如一剂精神毒品对社会具有极大的腐蚀、伤害作用,由此认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并非虚言。但法律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司法操作的准则具有严肃性和规范性,只有在严肃和周密的论证之后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涉及到某种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问题上,应当防止任何感情的冲动、主观的臆想和未经证伪质疑的结论。因此对于“性贿赂”,我们还是需要从法理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我国刑法对此理应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人们应当明白,对于刑事立法者来说设立任何一个犯罪条款,就证实而言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即使一千个理由都不能够轻易成立一个命题;而就证伪来说,一个反例就可以消解、推翻一个命题。这是我们在讨论“性贿赂”问题时必须要直面的科学态度。

    

   四、性贿赂不应当入罪的理由陈述

   人类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现代文明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用文明抑或技术文明、规则文明抑或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抑或意识文明,这三个文明的划分可以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在讨论“性贿赂”要不要入刑的问题时,也需要从这三个层面进行思考。这是因为在严肃的刑法领域,刑事立法者对任何一种犯罪的设计与规定,都必须考虑到刑罚不仅涉及到不特定人的“生杀予夺”的问题,不仅需要考虑到制度设计的体系性协调、刑罚的成本以及刑法的技术性运用问题,而且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因为一部法律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写照,而且一部好的成熟的法律同时也需要具有引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作为刑法规范更要具有是防卫社会生存条件最后一道屏障的价值提炼。所以在涉及到“性贿赂”是否需要入刑、能否入刑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一)从历史发展的观念文明角度来重新认识人类的性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升,人类对性问题的处置是否需要纳入刑法领域通过刑事手段进行调节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谨慎。就总体而言,有关非暴力的性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社会的道德力量而非法律手段加以调整越来越成为一种文明时代的发展趋势,无法逆转。尽管“性贿赂”现象绝对具有社会的负面效应,有时是很大,稍一放大,甚至可认为已经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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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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