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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

更新时间:2014-01-05 22:05:30
作者: 王炯华  
在这场论战中,李达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12]、《社会革命的商榷》[13]、《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4]等论文,阐明了社会主义论战的性质和意义,驳斥了张、梁反社会主义的论据,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批判了梁启超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论述了劳农主义直接行动的必要性。他强调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15]中国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受国内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而且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中国革命已具备其客观条件,并且是势在必行的。

   与社会主义论战的同时,李达等人又进行了无政府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早在辛亥革命前已传入中国,五四时期再起波澜。1919年2月,黄凌霜着文宣称他“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并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判》一文[16]。易家钺又发表《我们反对“布尔礼维克”》一文[17],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声白则从1920年底开始,以通信的方式,三次致信陈独秀,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活动,同样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战是围绕中国革命的目标、步骤和政策进行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李达是第一个向无政府主义开炮的人。早在1919年6月,他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就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批判。在无政府主义论战中,他又从理论上给予无政府主义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不仅对无政府主义鼻祖施蒂纳和蒲鲁东以及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进行了逐点批判,证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来有不能相合的历史”;尤其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解剖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他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国家的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管理和平等分配的口号。他特别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所以批判无政府主义,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以便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

   毛泽东、李达五四时期的经历表明,他们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不同,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不同。在五四时期,李达已经具有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而毛泽东却还只读过少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系统的了解。进一步说,无论是李达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所谓俄国十月革命原是列宁变国际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在当时俄国交战国德国支持下推翻“被史家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民众拥戴的革命”即二月革命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政变[18]。而二月革命则是俄国各阶层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临时政府也因而被史家称为俄国最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又是列宁所强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的经由阶级斗争直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后期特别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重视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相反,他们还批判得到恩格斯支持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议会普选”、“和平过渡”。后来,毛泽东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表明他又是“枪杆子出政权”、用枪杆子维护政权的党国一体的集权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正是经过斯大林所强化的列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得到恩格斯认同和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唯其如此,就不能不演成中国革命胜利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给当代中国造成了一连串的左祸。即使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不息的李达、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贺龙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免遭劫,遑论他人!

   1940—1941年,晚年陈独秀“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在中国最早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省。他在给表弟西流(濮清泉)、连根(即王文元、王凡西)、郑学稼等人的信中提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这就是说,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在晚年陈独秀看来,“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独裁”即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只能是领袖独裁”。“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因此,他大声呼吁:“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19]

   中俄友协(前中苏友协)副会长何方引述俄罗斯等国对十月革命的几大负面评价,一是十月革命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发生,而俄国则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却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体制。二是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是俄国各阶层人民自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也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财富(生产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三是十月革命造成了许多恶果。经济上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苏联解体前经济总量和加拿大相当,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俄国官方也承认,苏联粮食生产直到解散前还没恢复到1913年水平。1992年进口粮食即达2500万吨;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包括各种镇压、作为阶级消灭富农、民族和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他迫害,还不算内战和由于政策失误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苏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权贵阶层和严格的等级制和特权制;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搞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对中国同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过去的长期落后和经受无数灾难,主要也是实行一边倒和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可把中国给害苦了![20]

    

   一大初识成同道

   1920年8月,上海成立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为制订党纲中的集权还是分权问题和党的活动经费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李达勉为其难接任代理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劳大会的召开,全面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建党的,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党的。因此,上海共产党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分送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12月出版第2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了三个月。到1921年4、5、6月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间,连续出版了3、4、5号。

   李达独力组稿、编辑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报导国际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章除了他自己撰写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还有他的同道撰写的《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共产党》还译载了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俄罗斯的新问题》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以及列宁起草、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

   《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仅发表了李达本人署名的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还发表了施存统的《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这些重要文章不仅批判了对当时建党的思想障碍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阶级基础。

   《共产党》月刊广泛报导各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并发表《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和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的《红宝石》[21]。

   《共产党》月刊每期还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社评性《短言》。这些虽未署名但实为李达手笔的《短言》对于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明确提出:“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22]因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所谓经济的使命,就是“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所谓政治的使命,就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23]

   值得注意的还有,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3号一开篇就开了个大天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便是《告中国的农民》[24]的文章。这不仅表明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农民问题,而且也是中共报刊史上第一次开天窗。

   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无疑都分寄长沙文化书社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据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1920年12月27日的日记:“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25]毛泽东又将《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底历史》、《列宁底历史》等文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1月21日,他致蔡和森又赞扬《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6月3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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