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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更新时间:2014-01-02 09:13:31
作者: 吕新雨 (进入专栏)  
正是今天“三农”问题的核心。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阶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独特而珍贵的视野。

    

   政党、《建国之路》与中国的“理性”

   正因为梁漱溟一贯否认中国具有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强调社会建构在文化上的统一,否认阶级,并以此判断共产党不可能在中国成功。因此,新中国的成立,对梁漱溟思想上的撞击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其思想转变的开始。这集中体现在1950年开始写作的《中国建国之路》15上,他总结了中共的三大贡献:建立国权、引进了团体生活以及“透出了人心”。其中,他改变了自己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一些观点,值得关注。

   他首先高度评价了共产党统一全国、树立国权的“伟大贡献”,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他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以前的评判是共产党不可能成功,现在,他检讨了自己的失败。他说他一向认为作为武力主体的条件,必须是阶级,且必须是恰当其时的阶级。阶级既没有,就要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认。既然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成合用的阶级可为武力主体,就需要是制造一代替品——团体,一个“准阶级”,以此作为建党的基础,再以党建军建国。而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一,党的基础不明确,竟想无所不包。党如果是超阶级的全民党,就会松散而不成为党了,党既不成,乃只见个人不见党,武力也随之不在党而在个人。二,政权到手,国家的建设方针却不明,三民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政治上缺乏方向,武力就失去了合法性,武力无法表现为主体状态,而是分散的。但是,就在国民党失败的地方,共产党成功了。

   这是因为,共产党恰好相反。党的阶级基础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范围狭窄,虽然事实上共产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其立场分明,壁垒颇严,党既成功,武力便掌握在党的手中,而不至于操于个人手中。党努力方向明确,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武力得其正用。16

   在他看来,共产党作为一个团体组织,在中国可称空前未有之成功。它反抗旧社会,坚强不屈,犹如西方的基督教,是从血斗中成长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团体得以成功。17也因此,它统一了全国,树立了国权,并且把一种新的团体生活引入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散漫的习惯,养成了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制精神和组织能力,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是改造中国旧文化所切需的,农民的合作社正体现了以组织的形式来承接新技术的可能性。所以,在中国求民主与求组织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民享、民有、民治必须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在求组织中求民主,才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引进团体生活为政治改造之大本者,亦为经济改造之大本者,亦同为文化改造之大本者;一贯到底,一了百当。”18梁漱溟重点谈了工人、农民与国家建立的崭新关系,他考察了东北工厂里工人生活上的福利、待遇是如何由国家法律、单位和工会组织来完成,以及多种多样的民主组织形式与工人积极性的关系;东北和山东的土改和各种生产互助的合作组织运动,也给梁漱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都是团体与理想的结合。

   梁漱溟关于中国的民主问题必须建立在团体组织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零散化的失去乡村社会的农民和农民工,与失去工厂的工人一样,意味着失去了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丧失了获得民主的可能性。中国工人、农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问题,都是需要重新在“组织”的框架下思考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至为关键。

   新中国建立后所有这些成绩,在梁漱溟看来,都是“透出人心”,是人心的胜利,人心问题成为建国中的大问题。“工人为社会主体,不论在国家、在厂矿,其地位与过去完全不同。在当真受到尊重,而他自己亦觉悟过来时,这实是针对着人心最有效的一大刺激,人心自然立刻透出来。他在团体生活中自觉主动性之提高,全要从这里启发。”19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是“无意”中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他一直孜孜以谋求解决的,“我反对他们背离温文深厚的固有精神而定向粗野去;但我了解他们是本乎其向上心,而且承认对旧文化亦有加以廓清之必要。”20

   1951年,梁漱溟在《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草稿》中,记述说,“我领会共产党着眼不在分田土,而在农民树起脊梁,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意义甚深。”在另一篇土改发言草稿中,他写道:“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站起身来,并且会自己组织起来办事情”。1981年,八十九岁的梁漱溟给此草稿加了批注,仍然是:“对于土改运动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识见上一大进步”。21写于1959至1961年间的未刊长稿《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是真诚地试图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去解释他自己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如何争取了人民,并成功地调动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特别关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和方法,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的“鞍钢宪法”做了详尽的阐述和肯定。

   正是梁漱溟思想上的这个转换导致了其后文化研究的转向。之前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以及《中国文化要义》都着重于强调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与社会的统一,其问题意识是为暴露在强权的帝国主义丛林里的中国社会寻求国家统一的基础。之后,梁漱溟更多转向强调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人类文明中“心”、“理性”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梁漱溟对中国人之“理性”的强调在于讲理,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概念,而是一种在互相承认基础上的对话关系。对于梁漱溟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必须理解的事实,理解的途径就是重新解释和发展“理性”与“人心”。他试图通过重新界定中国人的“理性”来解决人的主体性问题。

   1967年,正是在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着手写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在这部书中上半部分,主要解释为什么“自觉性”使得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其中辟出上下两章来讨论“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努力”,辟出上中下三章来回答:“绝大难题的解决过程”,即知识分子等非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新型人民军队的民主化,引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关于官兵关系的例子,来说明军队的民主化是破除“封建雇佣军队”的武器,其关键是“人民军队之建立,建立在人心之由塞转通,建立在人的自觉性之提高”22;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和表现。

   在这本书里,他试图回答的依然是新中国成立带给他震撼,那就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和建设可以成功?他沿袭中国特殊性的思路,但最后的归结却是中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列宁晚年有《论我国革命》一文,在说俄国革命具有其特点后,又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亦没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更多的特色’。这不正是说中国吗?”

   “事情似有奇怪: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各先进国迄今总不见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而率先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迈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倒反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一向落后的俄国和中国。”23

   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胜利,而非俄国那样在大城市举行起义。这其实与梁漱溟乡土中国的理论建立了强有力的对话关系,正因为中国在它的乡村里,所以中国革命对乡村的掌握正是对中国主体社会的掌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不同于欧洲和俄国革命,是因为中国作为国家,不同于起源于城邦国家的西方民族国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人的无产阶级化来补充和代替现实所不足的工业上无产阶级”,是全力注重人的思想的革命化。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特别有感触,他认为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本领就是永不脱离实际、永不脱离群众,因此与中国社会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他出身农民,了解农村,从知识和情感上具备团结农民与他们打成一片的条件,但同时又通古达今,学问渊博,为冠绝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只有中国才会有的现象。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任何外国中古封建社会所不可能的。俄国革命前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农民不可能有,印度社会等级森严不容此事。欧洲一般封建社会教育由教会垄断,之后的高等教育也是贵族化的。

   他在注释里补充道:“1951年8月7日承毛主席召在颐年堂谈话,因我自陈以先父思想维新,从未读过‘四书五经’,主席说他倒读过的。他八岁后开始读书,十岁后便爱看书,自己家中书少,而外祖父文家却有藏书,他总去借去来饱读之。类如《史记》《汉书》皆阅读于此十多岁时。此固有过人之处,亦唯中国社会组织关系士农接近相通乃得之,岂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得而有乎?”24

   正是在这本书的下半部分,他开始把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联系在一起,试图融合这两个“道”统。他认为中国革命靠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其实是传统的士农关系的一种新发展。所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皆非事出偶然而实有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特殊背景条件在。”25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早启,三千年的社会生活遂以敦笃伦理情谊的周孔教化代替了宗教,所以民族社会得以拓大而融通若一,“其精神颇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之资本主义社会相刺谬,而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可接近相通。”这就是为什么,他再次把论证的重点放在了中国人的“理性”和“心”上。

   在此基础上,他讨论“汉族所以拓大无比之理”,特别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他认为中国和苏联的民族问题性质不同,汉族比起其他兄弟民族的总和要多出近十六倍,而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综合比是百分之四十二。中国的兄弟民族单位小,分散而非集中一地区,与汉族杂处,彼此间等多插花为邻,这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虽然藏、蒙聚集占有一方,但仍有不少成小聚落于他方者,这是因为各民族之间并无彼此对立对抗的情势,“正为各兄弟族处于广漠散漫的汉族人之间,遂不知不觉自趋于涣散游离耳”。中国本来就是融国家于社会中,所以融合而非区隔是中国的特点。“我不敢说汉族人全没有如欧洲人说的‘沙文主义’,甚至我不否认过去汉族亦有压迫弱小异族之事例。但若列宁所指斥帝俄那样摧残压迫其异族者则没有。正如沙皇俄国——如列宁说的话——是其‘各族人民的监狱’那种情势,是列宁从乎马克思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所以倡言‘民族自决’亦即‘国家分离权’和在革命后必行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制度的由来。然而在中国呢?既有如上所说的那些情势,殊乏建立联邦联盟的基础条件,更不容轻率从事以致授隙于彼久在伺机侵略我边疆的各帝国主义者。至于民族政策的一切实施,虽不苟同苏联,其精神意趣固与列宁之所为曾无二致。”26

他认为甘肃的回汉杂处,历来皆有相处之惨剧发生,这是因为回族从其宗教组织,而汉族依靠官府为靠山。尽管如此,当地回族仍然分散为大小聚落在远近,以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还分立着一些回族自治州、县,可知促使回族团结一方以与汉族相对立对抗之势,固未之有也。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回民居住,其分散之广远,非任何其他国度所有。回汉相安之情况,愈是内地愈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壮族人口六百多万,汉族人口却有一千一百多万。195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汉族人士初于党的政策颇想不通,国家曾动员在京的汉族广西人回乡做说服工作,祖籍广西的梁漱溟自己也参与其中。“此政策之英明正确固出于领导方面,然非得广大群众之拥护服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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