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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豫: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

更新时间:2014-01-02 08:55:53
作者: 张吉豫  
并整理到法律之中,可以成为法律规范中明确的权利限制;即该说中对权利行使的限制可以转换为对权利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也可以说明,权利范围与权利行使的合法范围并无本质差异,权利的限制与对权利滥用的禁止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异,其差异仅在于法律希望对某种行为的限制是否已经在法律条文中进行了明确的外在表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述两类观点都对“违反权利本旨说”作了解释,其差异主要源自对“权利范围”概念界定的差异。法律概念之内涵中更为重要的是其所承载的法律目的和功能。上述两类观点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为了使权利的实际行使能够符合法律设置权利的目的,更好地实现法律追求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实质的矛盾性。不同的概念界定将带来形式不同的法律制度构建,不同的制度构建也可能实现同样的目的和功能,以法律实施的效果观之,其中的矛盾则更大程度上地将只是一种假象。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外在要件对比内在目的说”无需再进一步定义“权利范围”与“行使权利的合法范围”,更符合目前对权利范围的理解,且有更清晰的法学方法论作为支撑。因此下文将在“外在要件对比内在目的说”这一“违反权利本旨说”之下讨论我国禁止专利权原则制度化问题。

    

   三、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制度化的必要性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旨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具有使权利范围的外在表述与内在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兜底”作用。相比于物权,专利权范围界定的难度、专利发明较低的可替代性以及专利权同公共利益的紧密关系,使得专利权的行使更容易偏离立法目的,因此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有着重要的功能价值。但如台湾学者林诚二所述:“(禁止权利滥用)此一法理,如同诚信原则之法理以及一般法律条款,易被滥用,且具有侵害法安定性之危险。”{15}对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不当适用,可能过度缩限专利权的合法范围,进而影响专利制度发挥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

   美国法中“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专利权滥用范围界定的扩张和缩限,反映了“专利权滥用”原则虽然重要,但易被滥用,有必要进行更加清晰的限制。美国法中专利权滥用抗辩规则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专利权人过度扩展其权利范围的担心和应对。当时越来越多的专利权人在许可条款上加入搭售等条件,例如油印机的专利权人可以要求购买其油印机的人必须使用其纸和墨等。19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enry v. A. B. Dick Company”一案中论述道:既然专利权人可以完全地禁止他人对其专利的使用,他也有权规定专利技术只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使用,而在其它情况下不能使用。如果所许可的“使用权被特定限制所约束,则没有被允许的使用需要保留给专利权人。如果对机器使用的保留控制被违背了,专利权就因此被侵犯了。”[3]这种理念可谓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然而任何权利都有其边界,扩张至极则弊端渐显。在仅仅五年后,该结论就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己推翻。

   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otion PicturePatent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nufacturing Com-pany et al.”一案[4]判决中,否定了之前关于专利许可合同中搭售条款合法的观点,确立了滥用专利权抗辩原则。法院认为:“通过限制在操作机器中使用的材料来进行控制的任何权利,必须通过一般法律由该机器的财产所有权派生,不能源自专利法,也不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专利法只允许授予对其做出的新颖且有用的发现进行排他性使用的权利,仅限于此而无更多。”有必要“在专利权人的垄断权上再加上一个界限,来防止其垄断非专利标的的物品的市场。”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得到了普遍适用和发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rbice Corp. of America v. American PatentsDev. Corp.”[5]等案件中明确,专利权人通过许可协议的搭售条款将自己的专利权扩展到不包含专利的产品上,构成专利权滥用;被许可人违反搭售条款不构成侵权,非专利产品的供应商不构成帮助侵权。194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orton Salt Co.v. G. S. Suppiger Co.”一案[6]中进一步明确,“法院,尤其是衡平法院,在原告使用其所宣称的权利违背公众利益时,可以拒绝给予救济,这是普遍适用的一个原则”;滥用专利权者在消除滥用行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主张其专利权,包括专利权滥用行为的实际受害者及其他任何被控侵权人。由“洁净之手”原则演化而来的这种制裁方式,被一些学者诟病为相当于创建了一种无须许可费的强制许可机制,成为未受滥用损害的无关者、特别是专利侵权者的意外收获{16}。而在1944年 Mercoid案[7]之后,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被进一步扩张,一些下级法院甚至认为提起帮助侵权诉讼这一行为就构成了专利权滥用{17}。美国专利法中的帮助侵权原则源于“Wallace v. Holmes”油灯案[8]等判例,旨在更加有效地制止直接侵权行为,并非为专利权人谋取额外的利益{18}。但专利权滥用原则的扩张使得帮助侵权制度在当时几乎无法发挥任何实际作用。

   面对专利权滥用原则的不当扩张所带来的弊端,美国国会在1952年的专利法修改中对帮助侵权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引入了对“专利权滥用”的一些限制,规定下述行为不属于专利权滥用或非法扩展其专利权:(1)从某些行为中获得收入,而该行为如果由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将构成对专利权的帮助侵权;(2)许可或授权他人进行某些行为,该行为如由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将构成对专利权的帮助侵权;(3)寻求强制执行其专利权,以对抗侵权或帮助侵权。在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权滥用改革法》(Patent MisuseReform Act,PMCA),对专利权滥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限制,补充了(4)、(5)两项不构成专利权滥用的行为:(4)拒绝许可或使用专利权;(5)在对专利权许可或专利产品销售中附加条件,要求获得另一项专利授权或购买一件单独的商品,除非专利权人在附加条件进行许可或销售的该专利或专利产品的相关领域拥有市场权力。[9]

   近年来,在我国专利相关诉讼案件中也开始不断出现指控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的实例。有案件中原告指控专利权人散布侵权言论属于滥用专利权[10]。但专利权滥用的前提是该行为属于行使专利权的行为,到处宣称竞争对手侵权并非行使专利权,应属于商业诋毁和不正当竞争,而非滥用专利权{19}。一些被控侵权方指控专利权人将公知技术申请专利、或认为其明知被控侵权方不侵权仍起诉其侵犯专利权,构成专利权滥用[11]。也有人指控专利权人提供的许可协议及许可费证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专利权人以此索取高额侵权赔偿费用有滥用专利权之嫌[12],等等。目前在大部分此类案件中,我国法院对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的指控没有予以肯定。也有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法院援引了《民法通则》第七条(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但被上级法院否定。例如,2011年“邱则有与上海灵拓建材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13]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明确认定邱则有的行为属于专利权滥用行为、属于恶意诉讼的情况下,援引《民法通则》第七条(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不妥,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由美国法中专利权滥用原则确立、扩张和缩限的变化历程可见,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虽然有其极强的必要性,但该原则本身同样容易被不当使用,可能对专利权进行过度限制,从而违背法律通过赋予专利权人一定垄断权而促进创新、推动科技发展的目的。在我国,禁止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观念已经初步形成,误解和不当适用之情况同样存在,应当以之为鉴。因此,对于已经出现的有关专利权滥用的争议进行细致考究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将禁止专利权滥用这一法律原则进一步制度化,以使其更好地实现功能价值,很有必要。

    

   四、关于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制度化构建的建议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以实现专利权设置的目的为目标,以弥补专利权范围外在要件表述的不足为主要功能,因成文法的局限而具有必要性,又因其本身具有一定模糊性而需审慎适用。因而本文认为,我国禁止专利权原则的适用应逐步制度化,而在制度化过程中,应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禁止滥用专利权,并进一步明确专利权设置目的

   尽管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已有相当于禁止权利滥用的条款,可以推出禁止专利权滥用,但鉴于目前专利权滥用这一社会矛盾的突出性,应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禁止滥用专利权。这样能够引导人们首先有针对性地在专利法的这一范畴内考虑行使专利权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权利设置的目的,也利于建立人们关于禁止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观念。

   基于本文的界定,专利权滥用指专利人行使专利权违背了专利权设置目的的行为。因此,对专利权设置目的的共识,是探讨和构建禁止专利权滥用制度的基本前提。从解释论角度出发,我国《专利法》第1条规定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虽然这一条款表明了专利法的几项目的,但法律的立法目的并不限于目的条款的表述,也可能蕴含在所有的法律规范之中。“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社会理想”)的零碎部件。将这些零碎部件(马赛克)组合起来就可能进一步地认识这种社会理想。”{20}我国《专利法》的许多规则设定体现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即从长远、整体来看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的,并非仅仅以保护专利权人利益为主的自然权利说[14]作为其立法的基础。从我国《专利法》立法历程考察,也可以看到将专利制度作为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手段的思想的主导地位 {20}4。从立法论角度来看,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法价值原则的构建提出了许多观点。有学者提出,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在促进符号生产的目标约束下,合理地分配符号财产的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价值原则的核心内容。[15]有学者提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21}。有学者提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智力创造者的权利,维系社会正义;促进知识广泛传播,有效配置智力资源,具有正义与效益的双重价值目标{22}。有研究提出,可以在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不同层次上追求效率和正义价值:以效率目标作为设计整个“制度结构”的标准,而以正义原则作为对每一个具体主体权利与义务进行调整和关注的标准{23}。本文无意在此确认一种完整的知识产权价值体系理论,仅想说明从上述各学术观点中可以看到,我国学界目前对于专利法的价值体系构建可以达成如下的基本共识:(1)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进而促进公共利益,是专利法的直接目的或直接目的之一;(2)坚持专利权为私权—因此在划定权利范围之后应遵循民法基本原则,例如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任何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并且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24}。学界的这两项共识与解释论视角下专利法的价值取向相同,可作为讨论专利权滥用行为界定及具体制度构建的基础。

   (二)不断明晰法律规范对专利权范围的界定

尽管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但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条款亦易被滥用,进而可能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使权利的边界变得模糊而动荡,使专利权人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范围存有疑虑,进而削弱专利制度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作用。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了概括性条款可能带来的三项“遁入”,其中之一即为立法的“遁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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