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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重思“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误区

更新时间:2013-12-31 23:36:09
作者: 孙亮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 2的真正内涵该如何确定,成为了一个难解议题。瓦解这一难题,需要我们回到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进而反思与追问三个问题:有关研究视角是“历史唯物主义”标准优先还是“民主”语境回归;“后现代主义”操练平台及其方法论限度问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是“一无是处”还是“合理估价”其对于历史唯物研究范式创新的贡献。显然,上述问题清理之后,我们将看到学术界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理论缺陷。重思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合理内核,将是进一步推进对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误区

    

   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由拉克劳与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引发了强烈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而对这一思潮的判定又始终纠结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诸如,诺曼·杰拉斯指责这本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圣经的著作是“学术滥用达到高度严重阶段的产物”,“他们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3 面对学术界批判他们的理论不过是将各种理论糅合或者予以割裂,从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拉克劳与墨菲却委屈的宣誓对其理论“无须认错”。 4到底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卢卡奇那句“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5或许可以作为破解这种困境的方法论。身处19世纪的马克思迫切关注的焦点是,寻找能推翻现有秩序的‘新阶级’的预兆,在那个时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是紧密的。但如今,按照拉夫尔·达尔的说法,我们生活已经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不再决定对社会的控制、权力或特权。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虽然仍然产生其自身的矛盾,却不再继续或普遍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中心”,“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发生了分裂”。 6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结构本身的勘定,他们才宣称“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再可能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 7重新审视这“三个不再可能”,成为了如何能够领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内涵,即“后马克思主义”质性勘定的关键所在。但是,学术界依然存在着遗忘拉客劳、墨菲自己的写作意图,即“我们要实际承担起干预的职责而又不盲目胡来,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从我们所参与的斗争中、从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探寻新的线索”。 8在一些学者们普遍倾向于杰拉斯、伍德等彻底反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时,我们需要对此种话语作一个方法论的反省,通过对三种研究原则的慎思明辨,真正挖掘拉克劳、墨菲自己所认为的“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因为这关切到我们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如何重新面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间距”,并生发出“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9

    

   一、方法论重审:“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优先还是“民主谱系”的语境回归

   在对拉克劳、墨菲的理论质性勘定中,一些学者普遍采用的方式依旧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传统做法,即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那个著名的经典公式进行对比。这个公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10于是,拉克劳、墨菲作为“反叛者”的形象便形塑起来。因为,拉克劳、墨菲在其文本中已经直面批判了这一命题,并指认出“消解阶级概念”与“民主优先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规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疏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变种,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借用的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手法,它用各种“后”主义的术语将马克思主义作了贫困化处理;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 11于是,后马克思主义不过就是一种借助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颠覆的理论思潮。

   毫无疑问,这种看法也直接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界定。诸如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用后马克思思潮(Post-Marx trend)、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来界划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激进思潮,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需要慎重对待。 12客观地讲,这种谨慎可能正是担忧对这一理论的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比如就仅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 13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就是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将可以上诉到伯恩斯坦甚至更为前期的阶段。这一点,就现有文本来看,西方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已经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一书中作了这种系谱学的考察。但是,当我们反过来想,这种处理的技巧不过是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进行对比,挖掘与这种标准不相符合的部分给予系统化,从而“裁剪”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形象。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制服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但是却在知识增量上毫无收获。除了再次温习一下我们早已熟透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外,要觉得有收获的不过就是知道了几个可能昙花一现的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们的“名号”。但是,我们口口声声要批判的那个拉克劳、墨菲所遗留给我们的问题依然存留着,那就是“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说白了,处于现时代的“我们”如何继续接着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这一话题讲下去?否则,我们将从这一根基性的问题逃逸出去,而“仅凭十个手指在键盘上的一顿狂敲乱击”就为历史唯物主义取得了制胜的辩护,那注定是一个“美学幻想”。所以,对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的质性勘定的关键在于,如何深入他们理论构思,诸如我们要考察为什么墨菲提出要走向一种争议性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哪些批判,为什么“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或恰当的关系? 14或者进一步讲,如果我们以“后现代”的解构性姿态来认识后马克思主义,将难以说明,为什么墨菲又总是在与后现代的利奥塔、福柯等保持一定的距离? 15

   现在,我们回到拉克劳、墨菲基于激进民主政治思考的现实来看,诚如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新反思》一书英文版序言所述,“集中于东欧与苏联在发展进程中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这一自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事件的循环肯定结束了,俄国革命,无论是其作为国际左翼集体想象而发散的力量,还是基于其领导社会政治力量的能力”,“都已经彻底结束了”。 16此时,福山的“历史终结”与“西方现代民主胜利” 的消息弥漫成为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一时间似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唯一终极的人类生存方案。对此,墨菲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着社会的新兴的政治状况,“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对于人权的保障以及个人自由的尊重;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具有平等、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同一性以及人民主权等核心观念的民主传统”。 17如此一来,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反思自由主义与苏联民主是重申民主的第一要务。显然,马克思最为核心的“人类解放”问题在他们那里被转换为重新激活“民主”的问题。现在,有两个思考的路径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一方面,苏联这一体制被其认定为是一种“反民主”社会形态,与其相连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便是亟待解构的对象;另一方面,解放可以在一种民主推进的过程中实现,而不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残留的本质主义革命观念,正如德里克所述,“对解放的构想必须在不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进行,因为,解放观并非如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过去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 18依照上述推论,如果我们还一厢情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则来看待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的话,就可能是一种“过度诠释”,并且错失其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

   按照墨菲在《民主的悖论》一书中对于争议性的激进民主政治的阐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学术界对于拉克劳、墨菲主张一种“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的认识仅处于一种“外围性”的判定,虽说这个判断没什么错误,但是也学术价值却值得疑问。因为,拉克劳、墨菲认定人类解放话语是内在于民主的在于,“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 19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中,人们往往以为,只要以革命的方式便可以立即获得民主的社会体制,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破灭之后,仍能继续存在吗?它能够弥补这一破灭给所有反抗不平等的尝试所带来的名誉损失吗?” 20显然,墨菲一方面看到现实社会主义进程遭遇困境,一方面又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由两个彼此终究无法相容的逻辑接合的结果,且彼此之间永远无法完美的调和在一起”。 21双重的现实困境,迫使墨菲重新得出这样的结论,“激进与多元民主”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领域的延伸。” 22依此,我们将拉克劳、墨菲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置换到如何能够利用唯物主义的方案为民主恢复名誉才是更为重要的理论任务,虽然墨菲没有思考唯物主义的方案,但毕竟是对民主理论本身作出了推进,这一点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可以明确的得到指认。

    

   二、研究的教条:“后现代主义”操练平台及其方法论限度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将研究路径调整到民主的语境中无非试图表明,这种充斥在拉克劳、墨菲文本之中的“本质主义”之类的话语,是因为他们基于社会现实重新界定了“政治”之于人的本体论地位,于是,任何寻求对于政治的终极解决的理论都是徒劳的。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反思以“后结构主义”、“反本质主义”之类的话语,便可以得到准确理解。在一些学者看来,“只有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后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各种理论的差别甚大,但是却都与后现代主义紧密关联,是在各种后现代的话语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此我们将后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23当然,这种看法在拉克劳、墨菲那里是有文本支撑的,诸如在他们著作中,“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这样的表述可以轻易的找到。在墨菲对自己的方法论审视中,他说,“我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角度来追溯后现代性的疑点。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即把现代性解放叙事推向了极点,同时又构成了现代性解放叙事最初呈现的诸多危机的一种。从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缘起而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诸范畴所陷入的有关新语境是促其形成的因由。由于它们之间不断增强的紧张状态,这些范畴被带入到更新的,也更为复杂的语言游戏中。” 24这样的文本是否说明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仅仅拥有后现代主义这一个维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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