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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

更新时间:2013-12-31 23:18:20
作者: 丁耘  
尚未得到马列主义哲学的认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正当性所做的杰出论证当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由于知行学说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性,这两部著作应该对建国后的一切政治实践——包括毛逝世之后的——仍然有效。毛本人仍然是依据矛盾论指导建国后的一系列实践的。那么,从矛盾论及其具体运用出发,当可找到解释其政治活动的线索。

   《矛盾论》的最大意义,在于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唯物辩证法的论证。为此,毛泽东并非简单地套用了列宁哲学,而是做了发挥和突破。他有以下两个独特贡献。

   首先,在照例阐释矛盾的普遍性之外,他尤其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当然是为了教育党内的“普世派”或教条主义者,但同时也可回应梁漱溟等党外思想家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突出。实际上毛是有条件接受了梁的观点,但以唯物辩证法解释与包容之。

   其次,列宁只断言矛盾是多方面的,但毛则将矛盾总体与每一对矛盾都区分为了主次。强调即使在复杂情况下,一时只有一对主要矛盾,而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为之选择的例子是:在一定情况下,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毛选》,卷一,页325)正是这个矛盾主次方面相互转化论,为生产力低下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提供了关键的论证。这当然也为工人阶级弱小的中国能够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提供了关键论证。更为人民民主专政乃至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刺激生产力提高提供了论证。

   对毛泽东本人在新中国的政治实践来说,矛盾论与阶级分析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

   矛盾学说本身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是解释事物运动原理的哲学方案之一。这个方案将矛盾的斗争性(即矛盾两方面的相互排斥)视为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两方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视为相对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把事物的运动看成绝对的,静止看成相对的。事物存在与运动的原理在于矛盾之间的斗争。矛盾的斗争性不等于矛盾的对抗性。当斗争激化为对抗时,旧事物就会毁灭,代之以新的事物及其矛盾。

   矛盾论是分析事物整体变化规律的总原则。它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要推出继续大搞阶级斗争的正当性,必须另外满足几个前提。

   首先,事物总体的复杂矛盾不是并列地“交织”的,而是只有一对主要矛盾。

   其次,即使承认有主要矛盾,哪一对矛盾是主要的,这对矛盾的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这些仍未确定,仍是路线斗争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主要矛盾判断为上层建筑与所有制基础之间的矛盾,而非生产力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并且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放在上层建筑中。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的“四清”没抓主要矛盾(各种矛盾“交织论”),但指责八大路线的则是抓错了主要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关键处都是生产力)。毛给出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选》,卷五,页475)。这个讲法需要辨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可以指所有制、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方面,也可以指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本来就是两个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结果(即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再通过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在中国革命中本来就起着西欧共产主义运动难以解释的“决定作用”(这只能通过毛泽东的矛盾主次要方面转化学说来解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更是主要具有上层建筑的涵义,换言之,具有针对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思想文化状况的涵义。说得更确切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现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

   复次,矛盾分析是可以层层递进的。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对矛盾中,上层建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就上层建筑(在这里是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其主体——人民)来说,它自身又有内部矛盾。辩证法的矛盾分析适用于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人民”。人民的内部矛盾同样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可以包括民族、地域、城乡、党群(对西欧和美国政治来说,也包括种族、族裔、宗教、行业、性别以及性取向、甚至年龄等等矛盾)。然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人民只是阶级(而非民族等)的联合体。故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阶级矛盾。按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惯性,这些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又存在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第四,依照矛盾论,阶级矛盾不等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等于“搞阶级斗争”。斗争也不等于对抗。矛盾之间总是既有同一性(相互依存、转化),又有斗争性。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矛盾的斗争性的体现。斗争也是团结实现的方式。即使无人“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在那里。即使搞阶级斗争,矛盾的斗争性也未必意味着矛盾的对抗性。矛盾的斗争使得事物运动,但矛盾的对抗则可使事物解体。

   要之,从矛盾论出发,解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不是一步到位的,而须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主要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矛盾-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自为的、往往是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这些环节一般被简化为两个问题,代表中共内部最重要的路线斗争,也决定了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不同道路。即,矛盾交织论还是主要矛盾论。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力与人民需要),还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晚期思想里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学说了。这个学说几乎从未有过确切解释。应当依照毛泽东本人的学说和实践来做出这个解释。

   毛的“阶级斗争”概念其实颇具歧义。至少要做这样两对区分。第一,同一切矛盾一样,阶级矛盾具有的“斗争性”(这属于“斗争哲学”一般,不特别属于阶级理论),和此斗争性的一种激烈形态(对抗性矛盾)必须区分开来。第二,客观固有的阶级斗争,与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要“搞”的阶级斗争,必须区分开来。这里应该引入辩证法的一对重要术语(毛在个别地方用过)——“自在”与“自为”来限定阶级斗争的不同形态和阶段。工人与资本家的日常矛盾,是自在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提出和阶级意识的成熟则是自为的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是自在自为的阶级斗争。引入这对概念,对于加强矛盾论的解释效力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存在着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自在的、非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框架之内的,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选》,卷五,页367)。既然属于内部,则就归于人民民主而非专政的范畴(参见同上,页371)。换言之,阶级斗争和民主的关系就像一般斗争和团结的关系一样。这种阶级斗争不是自为的,而是为了民主的。

   建国后毛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中,其最激进之处,是进行了对抗性的、自为的阶级斗争。对抗性矛盾的爆发意味着这对矛盾不再相互依存,而是相互取消、毁灭事物。正是对抗性的、自为的阶级斗争将依靠彻底的、自觉的、自我解放的群众的革命行动试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扬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社。

   阶级斗争的自为性,换言之无产阶级革命对“阶级意识”的拥有,按照正统的列宁主义学说,属于“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被“灌输”了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但毛在文革时对列宁的天才突破在于,认为“革命群众”,而非“党”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自为的阶级斗争遂成为自我解放的群众运动。毛一旦断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只能将阶级矛盾置换为政党与群众的矛盾。自此,人民论述与阶级论述的平衡、以及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的平衡,都被彻底打破。由于政党领导着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表现为渴望打碎国家机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群众运动。即所谓“天下大乱”。将此同无政府状态区别开来的是毛的权威及群众组织。

   毛泽东最勇敢的探索就是这场试图从自为到自在的革命。但文化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最终丧失了自在的形态(就象改革开放中的阶级斗争迄今为止从未达到自为的形态一样)。这个哲学家比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更强调主观能动性。他仍然把上层建筑(这次先是思想文化,再是政治秩序、企业管理、法律、教育等等)当作矛盾的决定方面。毛似乎从未真正相信“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在他那里,人——或者是人的阶级意识,或干脆说掌握了革命学说的群众——才始终是最活跃的。但上层建筑之所以发挥作用,恰恰因为其漫长的“相对静止”。除了艺术稍微活跃些之外,国家、法律,特别是伦理及其扎根其中的文化传统都属于上层建筑中最保守的部分。无产阶级最终落后于“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和存在仍然不相统一。除了躁动的青少年、反叛者或天然喜爱激进者,即使是“群众”,即使是曾经的革命者,谁会指望国家秩序与生活伦常不舍昼夜地变动不居呢?凡人的生活是建立在一些常驻不变的东西上的,而唯物辩证法其实是讲运动的哲学里最尊重常识的一种。

    

   三、新矛盾论与重新到来的旧矛盾——发展毛泽东的哲学,观察后毛泽东时代的状况

   改革开放时期对毛泽东矛盾论的态度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的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当然不是放弃了矛盾论,而是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八大的路线得到了恢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看起来是生产力重据矛盾主要方面,但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例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回归),实际上可以刺激生产力的提高。而在“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对矛盾中,欲望无疑占据着主要方面的地位。

   另一方面,新时期对矛盾论的运用极为有限,以至在教条主义声名扫地的同时,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大行其道。由于对《实践论》的阐发为非毛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最正统的论证,《矛盾论》的权威相对有所削弱。《实践论》与《矛盾论》本非割裂。前者谈及“理性认识”的地方,实是指涉《矛盾论》。对经验主义 (即局限于《实践论》中“感性认识”的阶段)的克服,尤其要依靠《矛盾论》。没有矛盾论的实践论,其实就是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是这方面的典型表述。

   在历史与政治思想方面,矛盾论的缺席也让各种版本的政治形而上学以及历史终结论纷纷登场。在阶级斗争学说淡出的同时,阶级分化渐渐回归了。不去直面真正的“新生资产阶级”或许是因为缺乏勇气。但同时也是因为,抹杀矛盾论之后,必定丧失处理阶级关系的正确方法,要么是被有意忽略但日益坚硬的阶级敌对,要么是折衷主义的和稀泥。

   后毛泽东时代对矛盾论的回避有种种原因。将矛盾论理解为“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又进一步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源头,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现在是时候发展矛盾论,并以之分析时代状况了。

   矛盾论有两点需要补充或发展。

   首先,必须在正确理解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的前提下,补充斗争/同一之间的尺度这个关键环节。

矛盾论的提出是为了解释事物的运动和静止。辩证法以及其它一些哲学流派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事物的存在与同一是相对的、暂时的,生灭与变化才是绝对的、永恒的。辩证法并非一味主张变化。辩证法的完整真理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矛盾论将此进一步解释为,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但事物的真理并非仅有矛盾的斗争或同一,斗争与同一的那个高阶的统一性,才是矛盾论真正的精髓。列宁指出,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本身也是相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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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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