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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彬: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问题

——以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相关研究为例

更新时间:2013-12-29 23:32:31
作者: 周林彬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日渐明显的“非法学化倾向”。第一部分通过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实例指出了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存在严重的不足。然而,主流法学界目前对于法律经济学所持的排斥态度同时导致了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投入的不足,这种不足既有心态上的,也有能力上的。文章最后以实例说明的方法简要介绍了法学家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步骤。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非法学化;法学家;经济学家

  

   分析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作者不得不指出,目前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仍然是以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以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辅。对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重经济学研究,轻法学研究”的问题,我们谓之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倾向”。

   比如,从研究上来看,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国内的法律经济学论文大多数发表于经济类期刊,[1]而发表于法学类期刊的少数法律经济学论文,则主要以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论文为众。[2]大多数法律经济学研究机构是经济研究机构。[3]而且,全国性法律经济学学术论坛及杂志,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但至今在法学界仍属空白。[4]

   笔者认为,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倾向”,是造成我国法律经济学法学界处境尴尬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此,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以经济学研究为主的不足;其次,我国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有意无意的忽视和误用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在剖析了以上两个不足之后,回答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因为,仅仅指出研究现状的不足显然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我们必须探讨在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学人才培养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提高法律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规律和方法。

   由于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加之法律经济学最早产生并发达于与经济关系最密切的民商法、经济法领域(英美法谓之财产、合同、侵权、政府管制法领域),所以本文以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研究为例,展开论题的研究,这对于摆脱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因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而丧失法学的“自我”,推进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法律实务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务价值。

  

   一、经济学家“独木难支”的法律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为主”的现状并不能成为“经济学研究为主”应该继续下去的理由。国外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目前已经形成“法学研究为主导,经济学人士参与”的现状。[5]而且,从这些项目所发表的工作论文来看,论文作者的主体也是法学院的法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教授、贝克尔教授由于不满法律经济学偏离其“感兴趣的法经济学太远”,批评“大量的法律经济学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贝克尔2005),而一再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法经济学家。[6]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在美国一流法学期刊上以传统法解释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发表纯粹法学的论文愈来愈少,而以交叉学科或非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发表的论文愈来愈多。[7]但是我国的法学研究(特别是民商法)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由传统法解释学(如所谓民法解释学)研究占据主导,一流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很少有交叉学科论文,更少有法律经济学论文。

   虽然我们不完全认为法律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独立逻辑体系,并主张法律研究和实践都需要外部学科的支持,尤其是经济学的支持,但是,法律的确有其不可忽视和怠慢的自身发展规律。所以,法律经济学研究也不可能仅仅靠主要是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来发展壮大。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来看,“非法学化倾向”已经开始显示了以下几点弊端:

   第一,重复研究的弊端。由于法学的具体性和实践性,法学在其自身发展中实际上已经融合了相当多且久经人类生产生活实践证实的经验知识(包括经济学知识),也就是说,法学(尤其是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中的一些规则体系已经在相当的部分考虑了一般的经济逻辑。所以,相对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法学来说,经济学虽然有其相当吸引人的形式化一面,但是从法学思维和法学实践角度出发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不是数学公式能够解决的。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所谓的法经济学研究成果在法学界看来只是一种重复劳动。

   比如,国内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某大学演讲时提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发现了土地使用权,是促进我国公有土地价值利用最大化的制度创新,并以此展开宏论。殊不知,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区分早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法时期就已经被罗马法学家界定清楚,并且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演绎出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用益物权体系。经济学家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迈”的精神值得鼓励,但是,重复劳动在科学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忌讳,而这,只是一个只需经济学家看看最简单的民法教材就可以避免的错误。可见,经济学家,尤其是研究产权理论的产权经济学家,借用有关财产法(如物权法)理论,就可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提高研究的效率。相类似的是,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公司组织是一种关系契约,所以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管理学家)有关公司组织的契约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完全契约及其救济这一“公司治理”问题,从公司法相关制度(如公司章程和公司诉讼)中去寻找答案,也应是一种有效率的研究。[8]

   第二,忽视不同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不同出发点和不同适用范围的弊端。因为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制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而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对生产组织与经济表现产生影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经济表现。虽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但二者的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于民商法研究的意义更多是其对公司法、合伙法、证券法等商事组织法的借鉴意义,而这种借鉴的着眼点是侧重依法防范作为企业参与者的诸多不当行为,如公司法规制的公司高管的关联交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法被禁止,证券法规制公司高管内幕交易的范围如何界定等约束机制问题;而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理论则更多强调的是调动公司高管经营管理积极性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是强调企业的参与者如何更好地决策以便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的问题。可见,法学与经济学并重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应该是侧重于经济学思路的激励机制(如权利机制)与侧重于法学思路的约束机制(如义务机制)并重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思路。否则,就会因忽视对方而导致“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悖论。就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而言,其弊端主要在于“合理不合法”的悖论。对此“合理不合法”,有必要通过法律经济学强调的“合理优先于合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加以克服。[9]

   第三,规则落实层面的可操作性比较差的弊端。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以经济学家为主要起草者的经济法律(如证券法、公司法))的立法,往往在规则落实层面出现改革方案可操作性比较差的弊端。以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例,国有资产股份化这一思路是由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并且在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失败后被中央摆上议事日程。由于这场改革方案的依法设计,并没有吸收很多法律界人士的参与,而最终匆忙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在实践中被证明基本被架空,股份制也没有为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改革的当初我国对于建立企业法制框架不够重视,过分强调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理论,忽视了现实的企业效率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公司法、证券法、财政法、计划法等各个法律的制度设计问题。[10]其中,缺少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考量,如财政法、计划法等宏观调控法缺乏可诉性规则,公司法、证券法缺乏民事赔偿责任规则,特别是诸多民商法和经济法制度出台后缺乏法律实施。所以从我国的改革实践需求出发,应该强调法律人对经济学理论的审视。因为不论多么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要想在实践中发挥其作用,就必须考虑可操作性规则的立法和司法问题,而后者正是法律人的用武之地。

   对法律经济学来说,成熟法学的基本特点,是能够用法律来预言和解释经济规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米勒教授在中国开始依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的1992年所言:“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11]由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法学家对经济问题较之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12]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法学界大可不必因经济学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而惊慌失措,而应该以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迎接法律经济学这一新的法学研究方法,并将法律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中国法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决定性一步。

   第四,用经济学知识解构严密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弊端。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学,不等于用经济现象取代法律现象,也不等于用经济学理论取代法学理论,而且法律经济学意味着经济学分析方法乃一种从属于法学研究方法的方法。因此,那种打着法律经济学旗号试图用经济学标准解构法学理论体系的思路,是错误且有害于法律实践的。

   笔者注意到,一些由经济学家著述的有关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论文常常冠以“ⅩⅩ法的经济分析”的标题。虽然作者在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分析相关法律理论体系,但因缺乏对相关法律体系的准确把握和运用而使其法律的经济分析,变成一种经济学观点的“法律例证”,对法律改革并无实际指导意义。即使个别结论对法律改革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作用,但也因其疏于对法律严密逻辑体系的论证而导致有关法律体系研究的支离破碎和“两张皮”,因而对相关法律理论体系的构建弊大于利。诸如一本由经济学家撰写的《公司法的经济分析》,[13]因作者的专业知识有限,大量篇幅在阐述公司的经济学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其结构按排也是以企业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取代了公司法学的法律理论结构,如此替代对于初识公司法的经济学人士是一种法律基础学习的“误导”,而对研习公司法的法律专业人士则也是一种法律专业学习的“误导”。因此,那些真正想对法律改革起指导作用的经济学家,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按照符合法律逻辑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的要求亦即在法律的语境下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

比如,围绕我国物权立法的种种争论,民法学家持自己的观点,法理学教授持自己的看法,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意见。如物权法是否违宪,物权法是保护富人财产之法,物权这一专业法律术语可以用财产权这一通俗概念替代等等的说法,可以说,这些主要都是由于民法学专业知识与非民法学专业知识的不同所造成。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和知识的细化、专业化,社会上的每一主体都持自己手中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与专业天地之中游刃而有余,但一旦步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必然就会或先入为主的评论某一事物,或只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出发而不考虑问题的专业背景与环境。从语言学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越是高与专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存量与知识流量就会越向其专业中心聚焦,这些专业人士在其生活或工作的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专业思维去思考与分析问题,因此难免出现专业认识上的偏重,出现所谓职业病的“偏见”问题。进一步分析,由于学科的“门户之见”和研究者专业知识的局限(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的限制),使得对物权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存在着脱节。比如,一方面是民法学界对物权法研究还在拘泥于自己理论体系的构建,两耳不闻窗外产权观念满天飞,已形成取代经济学界陌生的物权概念之势;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界的关注由市场进入了制度层面,在热衷于为产权制度出谋划策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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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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