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奎松:以论带史的尴尬——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谬

更新时间:2013-12-29 22:49:31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 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

   (7)“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

   (8)“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上述(1)(6)句是作者对1921-1930年中共组织性质及其作用的高度概括的说明与评价。两句话都有语病,(1)句中“他们”指代的意向不清,很容易被误读,实际上应改为“这些知识分子”。(6)句中用“政党”一词替代“中共”一词,就像用“水果”一词不加说明地特指“苹果”一样,显然不适当。就史实而言,两句对早期中共组织构成及其实际状况的概括也都很成问题。

   首先是不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随便翻开一本官方党史著述或中学、大学相关教科书,都能看到那里的说法是,1921年诞生的中共是建立在思想、组织、阶级三个条件基础上的。即所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现代史》(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4-125页)。按照作者(1)(6)的说法,这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存在。而且直到作者所强调的“江西苏区时期”之前,作者认为中共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成员也不是什么“先进分子”,只是一些如马林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的阶级基础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自建党之初至江西苏区建立,党“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还不如国民党。

   这样的说法不合正统,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呢?也不合。因为,不承认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简单地把“转型”之前的中共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无法解释中共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无法解释自建党伊始中共就致力于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原因。至于说1921年成立时的中共,以及直到江西苏区建成之前的中共与工农均无实质关系,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工运领导机关,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最早举行的全国劳动大会,都是中共成立一年之内就由中共组织发动成功了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些标志着中国工运高涨的重大事件,也基本上是中共从中组织领导的。最能够看出早期中共与工人关系密切的例证,莫过于党的成员构成了。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就占到了38%,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更高达53.8%。中共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如此之高的工人党员比例数了(中共三大时工人党员的比重为37.9%,1926年11月为60%,1927年五大前后为50.8%。见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国民党无论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有这样高比例的工人党员。硬要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

   其实,作者(1)(6)的判断与概述,自己也写得毫无把握。我们只要读(2)(3)两句就不难发现,它们和(1)(6)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1)(6)强调的是国民党与工农的关系很深厚,(2)(3)却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才“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虽然(2)的行文写得很勉强、很含混,且存在语病,但行文中“由于国民党接受了联俄联共政策”,和“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两句,无论是从因果关系,还是并列关系看,都不难看出作者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承认,在从事工农运动问题上,也包括在与工农的关系问题上,中共未必不如国民党。一句话写得如此别扭,一方面显示作者还是多少知道这一情况的;一方面则显示出作者不顾史实勉强“硬写”的尴尬。

   “硬写”是许多习惯于以论带史的研究者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但多数以论带史的写手知道如何去寻找并剪裁出适合于自己观点的史料与史实,故就行文逻辑上大体上还能自圆其说,行文紊乱、自相矛盾的情况并不多见。汪文的行文及逻辑却频出问题,这只能说明作者对自己所谈历史的史料和史实太过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识了。

   为了论证自己的重大“发现”,即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所谓“政党转型”现象,作者在没有认真研读过史书的情况下即已主观认定,早期中共,一直到江西苏区形成前,都没有高度重视工农运动,更没有意识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和工农运动颇多隔膜,而且在军队、战争等方面都不如国民党做得好。但当作者真的去寻找相关史实做论据时,他所读到的教科书也好,《毛泽东选集》中的个别文章也好,又都明明白白地讲到中共致力于工农运动的情况,讲到国民党当年的工农政策还是中共推动和引导的结果,讲到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包括国共最后关系的破裂,也都是因为共产党太过重视工农运动,双方政策目标无法调和造成的。本来,发现这种情况,作者理应重整思路,修正先前的论述逻辑甚至观点,然而作者却毫无意识,霸王硬上弓,这自然要弄出更多的错误来。

   如上述(2)句称:“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这一句话里就有几处不实或不确。

   一是就像作者自己在(1)(6)句中所说的,国民党并非由于接受谁的联俄联共政策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特别是工运,远在中共成立之前,国民党在广州等地已经从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简单地表述成: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才联合起来从事工人运动的。

   二是国民党并非1925、1926年接受联俄联共政策的,国共两党也并不是在1925、1926年才联合起来从事工农运动的。两党合作关系启始于1922年,部分实施于1923年,全面展开于1924年,最后结束于1927年7月。这期间双方在工农运动方面都共同工作过,并非只在1925、1926两年里有过联合从事工农运动的情况。

   三是说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对。国民党参与和从事农运较从事工运晚,广州农讲所是国共全面合作后中共主导下于1924年夏天开始举办的,当时国共还没有联合起来发动农运。另外,农讲所连办了六届,都是其他共产党人在主持,毛泽东只不过是最后一届,即1926年那一届农讲所主任。故既不能说广州农讲所是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能简单地说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所领导的”。

   同样,(4)句中所谓“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的史实说明,也不准确。所谓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说法,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指。说“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创新”,更是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汪文没有告诉读者它这里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共产国际,还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自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各国共产党所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

   要知道,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各国共产党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党军”的形式或“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都扯不上太多关系。“党军”也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好,确有中国特色,但简单地说这两个概念或这两种情况是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创新”,也不确。因为“党军”的观念和组织,其实是国民党学习搬用苏联红军建军经验的结果。所谓“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方面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点做出的总结与概括(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7页);另一方面这个“武装的革命”,孙中山革命三十年都没有建起来,也是苏联帮助并援建起来的;“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更是靠苏联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和战略战术,才得以顺利发动实现的。换言之,国民党的“党军”以及“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准确地说怕是苏联政府在中国输出革命的一种“创新”。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国民党的“创新”,说它们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即不适当,也不确切。

   (7)句所谓“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云云,也让人颇感困惑。在这里,作者至少犯了两个很明显的错误。

   一是没有搞清此三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时所犯“错误”的实际内容。说瞿秋白、李立三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多少还说得过去,说王明参与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后也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就谬之千里了。王明上台时已经是1931年了,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改变过去的城市中心论,也无力再依靠所谓工人斗争了,因而共产国际已经明令要中共中央把60%以上的干部力量和工作重心都派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中,随后大批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干部都转去各地苏区和红军任职了。说王明和瞿秋白、李立三一样盲目依赖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显然与史实不合。

   二是作者对三人的排序让人不明所以。我们知道,历述这种历史人物的作用时,人们通常都会考虑好一个排序的标准。最普通、最容易、最不会出错的标准是按历史人物出场的先后次序。比如这里所提到的三位中共负责人,按照出场顺序,肯定是1927-1928年担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在前,1930年弄出“立三路线”的李立三居中,1931年进入政治局并影响到后来临时中央组成的王明在后。当然,人们也可以按其他方式排序,比如上述三人在中共历史上都被认为犯有错误,而且是同一性质的“左”倾错误,故如果有人想要按照他们犯错误的轻重排序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做一定要有所说明,并且如此排下来,先轻后重,和按时间排序不会有什么区别;先重后轻,就要反过来,王明要排在最前面,瞿秋白要排在最后面。然而,汪文的排序既不按时间,也不是按错误轻重,而是把江西苏区形成前已经出场,犯错误最轻的瞿秋白排到了最后;把中间出场,犯错误次重的李立三排到了最前;把最后出场,被后来的中共史书认为犯错误最重的王明排到了中间。

   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情况实在太不了解了。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汪文作者对历史甚少知识,理当擅长于论说,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如(5)(8)两句谈的就不是历史史实,而是在谈作者的论点,读起来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作者在这里想解释什么是他所讲的“政党转型”。他告诉读者称:“人民战争”是中共实现“转型”的关键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95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