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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论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问题

更新时间:2013-12-28 00:20:06
作者: 陈星  

  

   摘要:  台湾的政党体制并不是稳定的两党制。以制度化视角来看,台湾政党在政党间互动模式、政党与社会联结模式以及政党内部结构等层面上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状态,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在论及台湾岛内政治问题时,“两党制”的判断不能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来使用,而是要对其涵义进行讨论。

   关键词:  政党体制;互动模式;稳定;制度化

    

   政党体制①是政党与社会之间以及政党之间互动关系的综合反映,因此政党及政党体制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政党体制的较高制度化水平是一个政治系统保持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台湾经历了2000年和2008年两次政党轮替之后,似乎已经形成了两党制的政党体制。不过从学理上来看,台湾的政党体制仍处于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阶段,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方式等均难称稳定。台湾政党体制未来的制度化取向对台湾政治发展走势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政党及政党体制的制度化

   制度化研究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组织分析方法。有学者归纳出目前存在的三种制度化观:一是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观,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二是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化观,强调身份的作用;三是基于文化思想观念的制度化观,强调文化和思想观念(包括各种信念、图式和各种预设等)在制度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②不过,尽管这些观点强调的理论层面不同、借用的理论资源有异,但这些对制度化的分析中还是存在若干比较一致的学术认知:首先,组织的制度化是一个过程,组织不断调整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取得社会承认,为自己争取和扩大生存资源;其次,制度化沉淀的结果表现为某种物质或者状态,即组织和程序在公众心中被具体化,该组织或程序有自己特定的行为模式,并且能得到认同者的重视和支持。③可以看出,制度化其实是过程与结果相互咬合的复杂系统。亨廷顿认为所谓的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或者政治组织而言,其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④因此,制度化的核心内涵是组织如何获致“稳定性”,即在比较连续和稳定的语境下组织和程序如何增强适应性并提高生存能力,进而建构出能够稳定运作政治系统的过程。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同时也是政治系统的制度化过程,不同组织通过制度化过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从而形塑了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组织系统。

   制度化范式为政党政治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该视角下政党体制结构及运作过程的相对稳定性成为考察政党体制的关键指标。制度化分析框架更多强调政党体制发展和获得稳定性的动态过程。政党体制制度化的分析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比较稳定的政治运作系统中,政党如何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优化功能以增加与其他政党竞争的能力;二是各个政党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使政党体制的基本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是在政党自身制度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政党自身制度化并且在政党间形成比较稳定互动模式以后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政党制度化的主要表征在于政党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处理内外部事务的方式,诸如政策论述、精英甄补、利益整合、政治沟通以及政治动员模式等,同时在党内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权力约束和政治资源分配机制。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过程也是政党与社会、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体制本身除了要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社会中合法存在的各种力量和利益关系,增强这个体制中政党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能力,同时还须有一个能尽快体现社会变化要求的信息反馈系统,以使自己及早作出适应这一变化的调整,亦即政党体制的不断改革”。⑤在规则比较完备的竞争性环境下,政党体制制度化水平会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推展而不断提高。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理论本身就隐含了两个预设:一是这里所说的政党体制是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存在的政党运作系统,竞争是政党制度化的外部强制力量;二是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排斥体制变化的内涵,即在变迁与稳定之间,“并不永远存在着明显的划分界线。稳定的政党制度可能会逐渐演变,朝向另一类的政党竞争形态迈进,甚或造成体系的瓦解”。⑥事实上,政党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⑦但如果不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缓慢的。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上来衡量。一是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民众即使对所有政党都不满意,但是对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安排是接受的,对竞争性政党体制以及通过定期选举释放政治参与压力的制度是支持的。二是政党体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相对更加稳定,体系内部主要政党的力量对比及互动关系模式都比较稳定。三是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模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党体制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政党熟悉选民的偏好,而且知道如何利用选民的偏好去建构起比较稳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选民的投票取向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正是因为这样,制度化程度较高体制中的政党倾向于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四是政党组织相对稳定。政党结构稳固完善、覆盖地域广阔、组织良好并且拥有自己的资源是制度化较高的标志。在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体制中,党内各种程序,包括选择和改变党的领导团体的程序都常规化了。⑧对于台湾来说,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已经基本确立起来,选举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释放的基本方式已经被社会所接受。所以本文在讨论台湾的政党体制制度问题时主要从后面三个维度上展开。

  

   二、台湾政党互动模式与政党体制制度化

   政党互动模式的稳定性是衡量政党体制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起点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因为台湾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此前在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之下,台湾基本上不存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也难以形成规范意义上的政党体制制度化过程。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坚持的“党国体制”日益不满,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下,国民党无法自主革新,也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自然无法消解社会结构变动和反对力量坐大带来的政治压力,最终失去一党执政的地位。这种因为社会压力而导致的民主转型被学者视为国民党自主性和适应性偏弱的表现。⑩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伴随着族群裂痕的显性化、群体身份认同(11)的重新建构过程,事实上是在“民主化”的旗号下对台湾社会观念和价值系统进行了重构,政党互动的基本规则也在政党博弈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台湾政党的互动模式从开始就具有对抗性色彩。这与台湾威权统治崩解过程中形成的对抗性结构有关。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长期垄断政治资源分配权,导致族群分野显性化,相应的族群分野观念这个时期也在政治斗争的推动下建构起来,对抗性动员也因此成为在野势力政治动员时的主流选择。这也意味着台湾有政党互动之始,就带有离心竞争的倾向。一般来说政党竞争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向心竞争(Centre-Seeking),即政党认为选民的大部分处于中间位置,他们的政纲和承诺以吸引中间选民为目标。在向心竞争的情况下,政党间竞争的烈度相对较低,政治生活倾向于平静而稳定。另一种是离心竞争(Centre-Fleeing),即政党认为选民的大部分处于对立性政治认知的两端,因而政党不采取中间主义的立场,而是以极端的对抗性诉求作为动员手段。(12)只不过台湾政党政治在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所谓“蓝、绿对抗”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政策选择取向上的分歧,而是在族群对立的基础上掺杂了情感等因素的区隔,政党互动在对立性身份认同动员下走向离心竞争自是题中之意。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政党互动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政党之间的斗争性而非竞争性。由于规则的缺失以及族群矛盾的长期存在,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政治斗争成为政党互动的基本模式,“冲突—妥协—规则重构”成为政党政治变迁的基本路径。二是政治斗争中的民粹主义色彩,这是脱胎于威权主义体制下之政党政治的一般特征。正如胡小君在分析东亚现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现代化前期政治危机的处理方式预设了之后政党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威权统治消解过程中的斗争推动了反对派的政治联合和群众性政党的组织发展。但是“在政党竞争规则尚未得到完全遵守的情况下,群众型组织党的对决往往引发对各自群众基础更为深刻和激烈的政治动员,形成分裂的政党关系,在掺杂了族群矛盾的地方甚至会引发政治共同体的断裂”。(13)台湾这种对抗性的政党互动模式虽然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互动模式的存在却是政党体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这种对抗性互动模式的不稳定性因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立性观念结构而得到加强。台湾对立性的观念结构是民主化过程中反对势力长期建构的结果,并通过选举和政党斗争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美化自身与攻击对手是常见现象。如白鲁恂所言,“政治是通过把相互关系归结为社会中一切形式的事件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以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形式,涉及那些确定自己的政策与已降临社会的一切美好事物之间联系的掌权者,涉及那些无情地对与同样这些政策俱来的一切罪恶做出解释的在野者”。(14)不过台湾的问题在于,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通过“主体性”话语建构,不断强化“我群”和“他群”的区隔,在心理结构上形成了两个主要政党是“敌对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认知结构。这事实上将台湾社会在认知上划分为两个彼此敌视的阵营,双方会通过各种方式压迫对方改变立场和观念。从目前台湾岛内的情况来看,泛绿阵营通过“主体性”话语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在岛内占据主流的话语系统,对泛蓝阵营的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强烈的挤压效果,因此引发的泛蓝支持者流失非常明显,所谓“蓝消绿涨”趋势背后反映的是敌对性心理结构支配下社会观念结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会对当前的政党互动模式产生强化作用,加剧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

   台湾这种对抗性的政党互动模式并没有达到相对均衡的水平。换言之,目前台湾政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政党在支持基础、基本论述、话语权等方面的实力对比并没有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较为激烈的变动时期,稳定性也相对较差。相比较而言民进党支持者的政党认同度要高于国民党支持者。唯其如此,国民党候选人如果想上位,更多要依靠基层组织动员和个人魅力,在基层组织日益弱化的今天,这也意味着国民党的支持基础相比民进党而言更容易溃散。在民进党看来,假如对立性建构有利于将国民党彻底击垮,该党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动员利器。不过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大众的政治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对过于激烈之对抗性动员的否定,可以认为选民的投票取向在向一般性的温和议题回归;同样,近年来政党的政治诉求向经济议题和民生议题回归的趋势,也有消减对抗性结构的效果。但是,不管是这些因素最后的综合影响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的政党互动模式目前处于较为激烈的重塑过程之中,离相对稳定还有距离,政党体制制度化水平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较高水平。

  

三、政党与社会联结方式改变与政党体制制度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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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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