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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新时间:2013-12-28 00:12:54
作者: 石仲泉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对使人民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对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他的晚年错误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的功过,科学地认识他的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肩负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托,持续接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一个根本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在这90多年奋斗中,毛泽东开启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这里,试论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投身中国革命以后,他的一生就在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伟事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近乎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历经磨难,付出沉重代价,也遭遇各种诋毁,但是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宏观上说,他有四大功绩。

   (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正确党建理论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建党。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极其艰巨。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是毛泽东。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伟大工程”来实施,主要开启了四大“工程”:一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与各种错误思想开展斗争,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法宝。三是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三大作风”,中国共产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立于不败之地。四是强调民主新路和坚持“两个务必”是党执政清廉、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这四大“工程”,使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二)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使人民军队不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还同美国等军队进行了较量,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

   在中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为了求生存和解放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与朱德等一起开辟井冈山道路,并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共同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但是,人民军队能打败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胜过自己的敌军,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能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得益于他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首先,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使人民军队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具有先进理念的新型革命军队。主要包括:确立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确立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确立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原则,将其视为生命线;确立并坚持人民军队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体的纪律建设。这些,对于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其次,独特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打败一切强敌的“杀手锏”。它包括井冈山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中央苏区时期“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等。再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还有三线建设布局,特别是建国之初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经过2年零9个月的极其艰苦的军事政治较量,粉碎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人民军队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再也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赢得了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巨大成就,使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经济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经济关系变革和建设方面,既结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控国民经济的历史,又结束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历史,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疫病流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了一定保障。四是在国防外交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和没有独立外交的屈辱历史,建立起了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中国以伟岸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伟大成果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是: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即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也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导思想。而正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的磨炼中,他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非常注重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党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主要领袖,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党有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既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又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很多创新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上述宏观性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二、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任何伟人都不是圣人和完人,毛泽东也如此。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伟大功勋,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和评价他一生功过,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呢?学界见仁见智,我也谈点看法。

   (一)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毛泽东晚年错误,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应该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但是,也不应过分地看重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分析他晚年犯错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历史决议》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既指出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又着重地分析了他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包括国内政治原因、国际环境的影响、理论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诸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强调理论认识根源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指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些错误理论当成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要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反过来又强化了在实践上的错误(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页)。这也正是他的错误所在。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宣泄情绪,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站不住。

(二)应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我以为,1981年《历史决议》坚持全面地、从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55-156页)。怎样解读这个结论呢?第一,毛泽东功与过的分量等级不同。就拿他在实践上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在理论上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管很严重,但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根本性质。第二,毛泽东的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同。仅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开辟井冈山道路算起,他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前面近40年,他的功绩是被公认的,只是在最后10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年,错误才成为主要的。第三,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同。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历史潮流。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会不断发挥正能量。毛泽东思想今后仍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他在晚年犯的错误,党已在不断纠正,而且纠正的指导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是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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