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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亮 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

更新时间:2013-12-27 16:07:20
作者: 吴宏亮   孟涛  
一旦战争爆发不能排除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毛还就此问题征询金日成的意见。金日成很自信地回答道,美国不会派军队干预,或者至少他们没有时间去准备军事干预,因为北朝鲜有能力在两到三周内结束战斗。当毛问起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和建议在中朝边境部署三个军的兵力时,金日成回答却是,用朝鲜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南部的游击队配合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军队的参与是不必要的。

   总之,金日成访问北京,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希望他得到中国领导人关于其进攻计划的同意和支持。尽管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地支持金日成的军事统一计划,但是考虑到北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鉴于莫斯科的意见,他也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但从毛泽东本人来讲,他是不欢迎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的。表面上看,金日成拒绝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充分自信。但在事实上,金日成在如此关键时刻做出这样决定是有深层次政治考虑的。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诸多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朝鲜各个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二战以后,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建立了政权,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朝鲜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和经验,事实上,朝鲜也采取了与中国相同的革命道路。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Pak Hon-yong)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Pak Il-yu)、金雄(Kim Ung)和武亭(Mu Chong)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再加上历史上朝鲜长期在中国“天朝上国”的阴影下生存和金日成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还是拒绝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意”。

   而此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参与战争,就会与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直接对抗,使新中国经受巨大的考验和经济损失。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

  

   二 中苏同盟的结成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指导。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尽管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过波折,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恩怨,但由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中共长期以来将自己依附于苏联领导的“国际进步力量”的革命政策,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被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另一个是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反革命阵营。共产党中国毫无疑问地将自己的革命看作是苏联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倒向苏联一边。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必须一边倒。“一边倒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外交方针。毛泽东“一边倒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苏之间历史关系的深刻分析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安全利益威胁的侵略本质。特别是在中共即将赢得对国民党内战的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更加担心美国会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支持蒋介石政权。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支持共产党的民主党派针对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方针也存在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这些民主人士对美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他们希望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不要太激进的立场。毛泽东反驳道,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中庸之道”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利的,因为它将减弱革命的动力和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对外政策中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才能更好地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了统一思想,消除疑虑,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表明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毛泽东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调整与苏联的关系。早在1948年春天的时候,考虑到非常有必要就中苏战略合作关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计划秘密访问苏联。并且,为了集中精力准备此次访问,毛泽东从4月中旬到5月底一直呆在一个叫陈南庄的村子里。1948年9月28日,在给斯大林的一封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他有一系列的问题要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且打算在11月份出访苏联。随后,在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希望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在中国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其实,这一时期斯大林也急于了解中共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但是,同时他又担心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会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不满,并以此为借口干预中国的内战。因此,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考虑到中国的内战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此时离开中国是不合适的。他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国,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决定。1949年1月31日到2月7日,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了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问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此期间,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的频繁的电报联系,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以及要求和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相互了解,为以后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和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以后,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在握。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筹划新中国的内外政策,确立了须更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与其结成联盟的方针。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是时候派遣由中共高层领导带领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了,并安排由周恩来和刘少奇来负责安排访问一事。到6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为团长率代表访苏。苏联一直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刺激美国的神经,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干预。或许是出于此原因,莫斯科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团长,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将刘少奇的此次出访看作是中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关键的一步,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此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领导人的会晤,明确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友好同盟的结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毛泽东的出访铺平道路。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一致,在国际重大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刘少奇的此次出访是卓有成效的。但有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留待毛泽东去莫斯科亲自解决。中苏之间结成同盟是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合作。正如美国华人学者陈兼在其论著中评论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通知周恩来,要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断绝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觉得是时候出访苏联了。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消除隔阂,增加互信,同时争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最终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在出访之前,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而事实上确如其所料,他的访问的确是一波三折。经过毛泽东的力争,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中苏两国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磋商后,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以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中也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对新的条约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了。总体上讲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新条约是满意的,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被迫失去了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维护和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实现。于是,朝鲜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斯大林针对当时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也从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转变成为一种进攻性战略。关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是很清楚的。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是不希望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的;其次,在斯大林心中,虽与中国结成了互助同盟关系,但是中国不像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存在有疑虑和不信任。而此时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并要求斯大林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因此,斯大林也不好意思说服毛泽东放弃其统一中国的计划。大量档案资料显示出,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与斯大林本人就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否定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朝鲜决策的“共谋论”。但是,学者们在中苏同盟的结成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影响上,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采取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政策,中苏同盟结成以后,苏联更希望中国在亚洲的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客观上讲,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使中国更加依靠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倡导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不想完全“依赖”苏联。由于斯大林在1950年年初“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对朝鲜的决策,毛泽东也不好反对朝鲜的军事进攻计划。虽然金日成对打赢这场战争很有信心,但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使半岛冲突扩大化。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必然是把战火引到中国东北,东北将成为中美冲突的战场。当然,毛泽东会考虑到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如果美国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开战,苏联会派其几十万远东军参战。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他更不会忘记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的艰苦谈判,以及对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主权的力争。因此,一旦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派军参战,那么其结果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也就是说,一旦战争进入中国东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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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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