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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国:林彪之垮台——重探1970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更新时间:2013-12-25 20:47:37
作者: 孙万国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共高层政争中,林彪事件迄今仍然是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椿。然而,若与九一三之夜和林彪折戟沉沙等枝节问题相比,更为关键的则是林彪在文革中的角色与当时中共高层政治如何运作等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在与泰伟斯合撰《林彪的文革悲剧》(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1,Hurst, London,1996)一书中试加探讨,其结论颇与时下学界流行的解释大相径庭。简要说来,中西学界的官方或主流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1.林彪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强化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统制,又为了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不择手段地从事政治阴谋与派系斗争,以恣其欲。这包括他在1970年为了出任国家主席,夺权强班,却惨遭滑铁卢的企图。

   2.林彪是高唱文化大革命的中坚人物。特别是在1966至1968的文革高潮期间,他跳得最高,嘴上最左,积极鼓吹和支持一系列破坏国民经济的举措。他不惜打乱军队,只有在危及自身"山头"的时候,才稍稍见其节制。

   3.尽管初时毛林结盟,但自文革进入"整建"阶段时,亦即九大前后,两人关系便已开始恶化。林彪自感接班人的地位不保,发动了一场阴狠无情的权力斗争。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风暴,便是明证。

   4.除了毛泽东,林彪的主要政敌为周恩来。周组成了一个反林同盟;而林彪则与先前的"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的前身)相互勾结。

   5.九大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林彪企图把持武人当权的绝对优势。毛泽东与周恩来则力图恢复文官政府。

   6.为了固守权力,林彪推出了一套政策性的方针。即在国防上大喊备战;在外交上力主强硬;在经济上则近乎当年的"大跃进"。其用意不外乎迎合军方与大工业部门(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共同利益。无奈这一套方针斗不过力主温和政策的文职干部与地方军头的联手抵制。

   笔者掂量了各种证据之后,认为上述诸条都带有严重的漏洞。对比之际,笔者关于林彪事件的评析,概可撮要如下:

   1.林彪算不上权力薰心之辈。其实他甚惬意于位尊却不管事的荣誉性虚职。他之步上权力舞台的前沿,原本出于毛的旨令。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后来终于遭毛遗弃。其垮台的原因实与他是否包藏野心,关系不大。

   2.林彪既为钦定接班人,在公开场合上,出于职责,自当拥护毛所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间他大约也不免藉机打压其他山头。然就其个人行径与私下言谈观之,林彪实则未必认同文革,反倒是倾向于经济之发展与情势之稳定,尤其是军队之稳定。

   3.林彪从未在政治上反毛。反之,他严守"主席划圈我划圈"这条毛记宫廷政治里的金科玉律。奈何"主席的意愿"未必容易理解。即便在庐山会议后情势急转直下期间,他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当年赠予陶铸的忠告:"被动、被动、再被动"。至于所谓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和暗杀毛主席的阴谋,从现有的证据看,林彪未必知情。

   4.林彪与周恩来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一者周安然臣服于林的长官地位;二者,林从不干预周总理的国务院活动。其实,真正的矛盾倒是存在于林彪一伙与江青集团之间。其冲突的根源,在于竞相争取毛泽东的恩宠。但也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不容置疑,双方之较劲,只能纠缠于鸡毛蒜皮之表面事务,而少涉及重大政策上之分歧。彼此又深恐对方权力之膨胀,故矛盾愈演愈烈。

   5.文职干部与枪杆子之间,诚然因为职权上的摩擦,在党内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然而并无迹象显示林彪一伙企图建立起拿破仑式武人执政的格局(Bonapartism)。

   6.基于自身利害,林彪有必要呵护军队在国家体制中所能摊得的利益。军方组织在文革中奉命监管经济时,也确实扮演过关键的角色。但硬要说林彪形成一套讨好"军工体系"(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经济方案,则恐怕是查无实据的臆说。其实在1966至1971年的整段期间,林彪不管经济,根本谈不上有何经济政策。

   以下本文,摘自笔者与泰伟斯的《林彪的文革悲剧》英文版一书中有关九届二中全会及国家主席问题的部分篇章。盖此二题,在整个林彪事件的推演中,至关重要。笔者试从当时的历史脉络,考察这一引发毛林失和并导致林彪垮台的重大事故。

   不论是中共官方,或者是西方学界,都把1970年8、9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形容为林彪文革生涯的转折点。在庐山上,由于"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椿问题,使得毛林关系出现了决定性的恶化。这一描述,固然不错,然而学者们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诠释时,则不免沾染某种政治意味,盖其诠释大抵植根于毛泽东本人对此事件的论断,认为林彪自感处境不稳,必须在政府机构中取得一个高踞于周恩来之上的职务,才好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因此觊觎国家主席。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林彪所以自忖前途未卜的理由有二:一是,毛询问林的健康状态时,曾透露出可能让张春桥接班的考虑。二是,江青的势力逐渐坐大(西方学者则爱说周恩来的势力膨胀,对林彪构成了威胁。)总之是说林彪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既然身为老二,只能请老大先当,但心里则盘算一旦毛主席不干,这一职位自然落其手中。岂料毛虽然自家不干,也不欲他人觊觎,乃责令废除国家主席一职。无奈林彪利欲熏心,一意坚持,这就招来毛的忌讳。毛泽东从此怀疑亲密战友的忠诚,一系列对付和铲除林彪的步骤于是展开。〔1〕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么?

   关于争论国家主席的经过,除了若干关键细节外,大抵历历可察。〔2〕原来中央认为文革既已进入整建阶段,1970年底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国家宪法之举遂提上了讨论日程。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就不可回避。1970年3月初,毛在考虑国家新体制时,首先提出废除国家主席一职。翌日政治局就此开会通过。按说毛一锤定音,事即可了。林彪随后却于4月间重提此事,并建议毛担任国家主席。毛再度表明无意出任(按毛泽东后来声称在庐山会议之前一共说了六次不当国家主席。)〔3〕七、八月间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的支持者与几位极左文人则为此事争执激烈。到了庐山二中全会揭幕时,林彪换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把国家主席问题,再度端了出来。林系人马则由陈伯达带头上阵,在会上着重大谈天才问题。二中全会的议程,遂为之改变。此后两天半的大区分组会议中,群情愤激,纷纷批判不承认毛是天才的观点。国家主席的问题也随之再次登场。然而毛也迅即出面干预,严厉指斥林彪一伙,并揭开一场整肃陈伯达的运动。至于对待林彪的态度,毛则较为暧昧,没有立即处置这位国防部长。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分析道:林彪拥有军队的支持,毛当时并无把握一定能斗垮林彪。〔4〕

   上头这一描述,若就事状的进程来说,大抵不差。但若就事情的真相来说,则犹如一位国内军中史家所见,这类流行的官方说法,颇成问题。说到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林彪是否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根据许多证据研判,他其实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一向以审慎著称的大陆学者王年一教授就已经指出:"林彪是否对担任国家主席很感兴趣?叶群的阴谋活动是否出于林彪的授意?"这些都是吾人"无法断言"也"不得而知"的。只可惜他在著作中只是一笔带过,未再深入。而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整个国家主席的问题都是出自叶群的馊主意。〔5〕有几位党史专家接受笔者访谈时进一步表示他们不认为林彪有意于主席一职。理由很简单:国家主席总要抛头露面,迎来送往的公务太多,全然不适宜林彪怕光怕风的健康状态,也不符合他闭门不出的遁世性格。尤其是接待外宾,最令林氏头疼。(6)再说,林彪在1970年4月提议毛任国家主席时,就曾昭然明确地表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7〕(按,换言之,林彪连副主席一职,都无兴趣。)最后还须指出,官方对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的指控,主要的证据,就是吴法宪招供的叶群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吴法宪多年后已经承认其供词中不乏杜撰之辞。何况,即便叶群说过此话,亦不足以证明林彪本人有此心思。则其非铁证,彰彰明矣!〔8〕

   既然林彪无意为国家主席,何以他在毛泽东三令五申之后仍然坚持当设国家主席一职呢?笔者访谈过怀疑官方之说的某些学者。他们提出的解释是:林之推举毛当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履行"第二把手"应尽的义务,也切合他迎合毛的一贯倾向。〔9〕同样的,陈伯达之同声崇毛,也可解释为一位失宠的政客,为博回毛的信赖,所表现出的百分之两百的忠诚。学者们还认为当时的上层领导,姑不论是林彪一伙、其他政治局成员,还是各部首长,乃至毛身边的人物,或迟或早,皆相信毛泽东尽管嘴上说不,心里却是想的--至少是会欢喜臣民屡屡劝进的那种荣耀。还有一说,则认为这一切全是毛泽东设下的圈套,故意误导林彪,伺机诱林入罪。对此一说,笔者不敢苟同。较为可信的说法,当是王年一教授之见:当时谁也吃不准。毛说不干国家主席,谁知究竟是真是假?底下的人只能自行判断如何应对才不出错。这一情况或者又如另一资深史家所言:毛惯于隐藏真实意图。林彪诸人只能自行揣度,心想给毛主席的头上再加一层光环,总不至犯大错误。〔10〕在此,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周恩来在九大时候的表现。尽管毛泽东已明白批示不准其夫人进政治局,周恩来依然提拔江青为政治局委员,结果毛夫人还是进了政治局。此外周也曾不顾毛刚下过的禁令,照样使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等副词形容毛的伟大。这么看来,林彪之坚设国家主席,请毛荣任,也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何况后来在庐山上发生的戏剧,恐怕叶群才是真正的导演。林彪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沾边罢了。此一戏剧性之"冲突"者,未必就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矛盾。真正的冲突大约还在于叶群与江青一伙的矛盾。这些问题,读者当可在下文中看得更加明白一些。

   1970年3月至5月间,在国家主席问题上,虽说毛林意见相左,但党内情况并无明显异样。最多只出现过一点苗头,可嗅出某种冲突意味。先是毛的警卫司令兼中办主任汪东兴于3月8日自武汉来京,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的意见随即得到与会者的同意。政治局并在3月16日就修宪中某些原则性问题向毛请示,毛也批阅了这一请示。不料在翌日召开的、历时四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修宪问题,还是出现了争议。林彪并未出席会议。但周恩来则报告说,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毛泽东知悉后,重申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11〕数周后,即4月11日,林彪从苏州住处发电报给时在长沙的毛泽东,正式提议毛兼任国家主席,以满足"人民的共同愿望,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显然是林彪亲自出面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唯一动作。也就是在此时,他表明了笔者上头所引的"设不设副主席,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立场。当时林的意见也传达至政治局,获得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支持。〔12〕对此,据闻毛泽东报之一笑,谓"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按指董必武)!"毛泽东并于12日另作文字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一不足为奇的训令,显然并不足以打消人们继续拥毛的议论。稍后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室还印发出两份不同的修宪方案,一份列有国家主席一章,一份则否。总之,到了4月下旬,毛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时至5月中旬,则据说林彪私下指示了宪法工作小组成员的吴法宪与李作鹏写上"国家主席"一章。〔13〕

以上诸事,如单就毛林关系而论,并不存在任何紧张迹象。然而到了炎夏时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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