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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新领导层改革战略蕴含的八对关系

更新时间:2013-12-24 22:03:38
作者: 储建国  
宪法中的总原则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只是描述“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党组织的纵向治理关系则主要遵从党章中的“四个服从”中的后两项原则,那就是“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过去,将改革综合部门放到政府序列中,这次《决定》将这种组织放到党内,其设置意图符合党章中的组织原则。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机构是受执政党领导的,因此,地方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到什么程度,是由执政党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党中央决定的。这种关系符合笔者曾讲过的“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逻辑。这样的一种政党是“转型性政党”,而不是西方的“交易性政党”,它需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

   也许因为成熟地认识到发展中大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要求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让执政党中央在改革中的地位进一步清晰地显示出来。不过,在党中央总揽改革大权的情况下,地方的自主性边界位于何处呢?《决定》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事权划分”可以看出部分的逻辑,“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这里面的“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的关系体现出权力纵向划分的逻辑。这是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让地方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明确起来,让它们知道自己的自主性空间究竟有多大。

   内与外

   即使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改革的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取决于国内的治理。这与很多小国不一样,它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常常得看外部大国的眼色。不过,即使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改革的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邓小平之所以将“改革”与“开放”合起来谈,就在于他认识到开放可以带来改革的动力。新领导层特别继承和发展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大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取得成功经验,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顺利地进行。这是利用外部积极因素来为改革服务。

   至于外部消极因素,譬如说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尤其是一些潜在的、传统的国际冲突因素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更加活跃起来,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某些困难。新领导层似乎有一种化外部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能力,或许说,把外部因素创造性地纳入了改革战略当中。

   新领导层认识到如果不以更加积极和坚决的态度维护国家利益,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因此,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海外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的获得过程得不到安全保障,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突然的沉重打击。国内外资源的安全供给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保障力量和机制是可以重合的,建立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利于对国内外重要资源和其他利益进行统一的保护。《决定》中的这项举措显示新领导层将此视为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领导层通过富有自己特色的改革战略,正在打造出一个新型的现代文明大国的形象。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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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12月下(总第4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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