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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3-12-23 00:15:11
作者: 孙育玮  

    

   【摘要】部门法哲学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在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部门法哲学有其生成的内在动因和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它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向深广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理论指导力的必然需要,是部门法学自身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与发展的必然需要,是打通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的隔绝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是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有机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有机综合的必然需要。部门法哲学以其作为连接法哲学和部门法学的桥梁和纽带,既具有法哲学所应有的鲜明哲理性特质,又具有部门法学所具有的鲜明实践性指向。部门法哲学以其关联法哲学与部门法学的“双边性”,决定着它既属于法哲学的当然范畴,同时又属于部门法学的高端学理范畴。

   【关键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存在价值;学科属性;名称称谓

   部门法哲学是我国法学界近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以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从理性和长远的观点看,我国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它有一系列初始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急待探讨和解决。例如,如何判断部门法哲学在我国目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认识部门法哲学生成的内在动因和评价它的存在价值?如何认识和把握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如何给部门法哲学这一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以一个恰当规范的名称?以及部门法哲学自身研究发展的方法和路径?等等。本文主要就我国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存在价值、学科属性、名称称谓问题谈一点初步看法。

    

   一、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

   认识“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问题,有其针对性和必要性。这是由于: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讲,任何一个学理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基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取其广义),并且准确的事实判断构成本体论分析和价值论分析的客观基础和必要前提,这在认识论意义上即所谓只有“实事”才可进而“求是”。第二,从实际层面上讲,目前我国法学界对“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认识还很不够,人们的认识明显地落后于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态势。有人对部门法哲学的怀疑和质疑并不是缘自于学术本身正常范畴的理性探讨,而主要是来自于对我国部门法哲学发展状况的不甚了解。显然,这样一种认识不足或根本不知的状况不解决,势必会严重束缚部门法哲学的健康发展。基于如上两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我国“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作一个简要的勾勒。

   关于“部门法哲学”目前的发展态势,张文显教授在他新近的一篇题为《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以下简称《引论》)的论文中,曾有如下这样一段表述:“最近20年,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或如西方学者所称的‘应用法哲学’——‘applied legal philosophy’)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1] 笔者认为,文显老师的这段文字,是在综合国内外情况的基础上,对“部门法哲学”目前发展态势所做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它同时构成了对我国近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部门法哲学存在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笔者是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因为近五、六年以来,我国专门以部门法哲学为主题内容的学术论文不断发表;专门以部门法哲学为内容特点的学术专著和译著陆续出版,其中深有影响的两部。第一部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7年修订)。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出版的部门法哲学学术专著,并且它以其公认的学术质量获得了巨大影响。此后光明日报曾于2000年8月22日载文,称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与其后出版的《刑法的人性基础》和《刑法的价值构造》三本著作为其“刑法哲学的三部曲”。笔者认为,陈兴良教授《刑法哲学》的影响意义,不但在于它首开了我国学者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先河,而且树立了一个从事部门法哲学研究的良好榜样。第二部是由张文显教授领衔、四人合译的,美国哲学家、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的部门法哲学专著《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文显老师在为该书出版而作的评介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法学研究中,法哲学(法理学)研究逐步扩大和深入至具体法律领域,出现了一批从法哲学(法理学)的层面、用法哲学的方法探讨部门法中的一般原则和原理的论著。这些论著提供了对部门法的伦理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构成把法哲学与民法、刑法、宪法、程序法等部门法学连接起来的中间学科。”(引自该书封底)该书的影响如文显老师在其《引论》一文中所回顾的那样:“这本译著对我国学者开展部门法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书出版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除了法理学者关注部门法哲学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出版了未冠以‘法哲学’词语、但着实属于部门法哲学的论著。”

   此外,专门以部门法哲学为主题内容的网站专栏开始出现,例如,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理论法学信息网中就专门开辟了“部门法哲学”专栏,并且这些栏目均以其经常登载高品位的学术研究成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还有,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网站上,也专门开辟出了“部门法哲学”的专栏,并且在该栏目之下又细分有“宪法哲学”、“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哲学”,乃至“安乐死法哲学研究”等子栏目,办得也很有特色。

   与此同时,专门以部门法哲学为主题内容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在海南博鳌,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共同策划,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海南大学法学院协办了“2004年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以下简称“海南会议”)。与会的40位高层专家和研究人员,围绕着“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意义”、“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内涵界定”、“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关系”、“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理学的关系”、“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方法和路径”、“部门法学的前沿问题”等议题,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既达成了许多共识,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有待深入研讨的问题。2007年8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由中国法理学会、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法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主办,由上海师范大学法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承办的“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研讨会”,是继2004年“海南会议”之后,法学界又一次以“部门法哲学”为鲜明主题的重要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研究的专家、学者50余人,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的界限,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的关系,部门法哲学研究的态势、价值、属性、范围、称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有学者评论,该次会议研讨本身的热烈程度及其争鸣本身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为法理学界近年来的学术会议所少有,这次会议对我国“部门法哲学”领域的研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具有“历史性的意义”。[2]

   目前,“部门法哲学”在我国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的确正在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和相对具有独立特点的知识形态而迅速崛起。它以其多种载体形式所表达出的初步成果,以其自身关切问题所初步达到的一定深度和所涉部门的广泛领域,以其研究活动所初步显现的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互动合作的意愿与对话,展示出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部门法哲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但已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而且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此方面而言,笔者认为,目前法学界的整体认识状况仍显得对其有些认识不足和估计不足,这是当前主要应当克服和避免的倾向。但同时笔者也认为,从一个学科的学术积累和较长时段发展的观点来看,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毕竟才刚刚起步,它还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急待深入地探讨和解决,因此我们又不可对其盲目乐观和估计过高,任何对“部门法哲学”研究长期艰巨性认识和估计不足的倾向,同样是需要克服和避免的。真正要使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和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保持更多的学术清醒和理性自觉。

    

   二、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存在价值

   “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在我国不太长的时间里能够迅速地崛起绝非偶然,而是有其生成与存在的必然性。揭示和探讨这种必然性,也就意味着要揭示和探讨它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它自身的存在价值。而其生成动因和其存在价值之间是有机关联的,生成动因所要揭示的是事物或事态的发展有了怎样的问题并且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客观需要,而存在价值所要揭示的正是客体事物是否能够支持解决这种主体的或客观的需要,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具有长久发展意义的价值资源。我们在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存在价值时,就是应当关联思考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说学者们已经有了不少好的见解并达成了较多的共识。不过笔者认为,要达到法学界总体的自觉,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清晰和深化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

首先,从法理学或法哲学自身的角度看,“部门法哲学”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向纵深发展以解决其理论贯通性和理论指导力不足的必然需要。众所周知,对于我国的法理学或法哲学来说,它的理论贯通性和理论指导力不足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课题。这里所谓的“理论贯通性”,不仅是指它应当满足其自身的理论贯通,而且更重要的还应当是指它要满足对于各个部门应用法学的理论贯通;这里所说的“理论指导力”不仅应当是指它对于国家宏观战略政策的支持与对国家整体法制建设的指导能力,而且还应当更多具体地表现在它对于各个部门应用法学的理论指导能力。当然,我们做出上述这种对于我国法理学或法哲学现状问题的评断,并不是要否认法理学或法哲学这些年来的长足进步,而是说这一问题我们还仍然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许多法理学者和部门法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指出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或法哲学在参与国家政策、推进法治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其中就有法理学者们长期艰苦探索、集体心智研究的贡献),但是就法理学或法哲学对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来看,仍然呈现明显的滞后。有学者指出,目前的“法理学界大多似乎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不在乎对其他法学学科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升华,不在乎对部门法学的指导意义。‘法理学’就像个‘部门法学’一样,与其他法学没多大关系”。[3] 还有学者指出:“对法律中的一般问题,例如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适用等进行学理解说,对于部门法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这些问题在法理研究中未能充分展开,不能满足部门法学研究的需要。毫不客气地说,目前部门法学中对法律解释、法律关系、自由裁量等问题的研究是在代替法理学者,这是一种角色错位,这也正是部门法学者不满意法理学的地方。”[4] 作为我国法学界公认最具权威性和学术水准的专业刊物《法学研究》,在对我国2001年度法理学研究状况的评述中,也曾强调指出:目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速度无法适应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很多部门法理论及法律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其根源在法理学研究的缺陷。法理学研究应在关注“纯粹学术问题”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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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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