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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更新时间:2013-12-23 00:12:32
作者: 王东为  
他不是讲了一次,而是先后郑重其事地讲了三次。比如,1980年11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列举了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期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的十大作用,认为其中有7条邓小平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因而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应该这么说,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拨乱反正的实际指挥者。同时也应当这样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贡献。”此后,1981年6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1982年8月6日,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胡耀邦又强调了邓小平的特殊历史作用。这不仅表现出胡耀邦的谦虚品德,而且也实事求是地道出了那段历史史实。

    

   这场大讨论的意义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首先谈谈这场为时近两年的大讨论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意义。薄一波、石仲泉同志强调,1956年八大前后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李君如同志提出,60年代初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独特思想的萌芽时期;龚育之同志提出,“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可以追溯到1975年”。这些学术探讨都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启发性的,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还留下了一个历史空白点:如何评价1977年初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近两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当从中得出一个新的理论结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亲自倡导的、为时两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乃是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直接准备、直接酝酿、直接前奏、直接铺垫。从邓小平理论孕育萌芽的角度讲,主要是四个闪光思想的直接铺垫:

   一、它是实事求是精髓论的直接铺垫。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比以前更加明确、更加突出了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个思想精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治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哲学基础、思想路线基础。

   二、它是经济建设重心论的直接铺垫。“两个凡是论”死抱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不放,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逐渐蔓延滋长20年的“左”倾顽症已经根深蒂固,谁也难以越雷池一步。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邓小平最先提出了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辽宁沈阳,他看到工人农民的清贫生活,十分动情地对省委一班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起码要表现出我们的发展速度要比他们快。(参见龙平平等编著:《光辉业绩伟人风采——细说<邓小平>》)正是这种振聋发聩的强烈呼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变,奠定了最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它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的体制改革论的直接铺垫。1978年9月15日,访问朝鲜归来后,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本溪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员会汇报时,在多年思考、上下求索的基础上,迸发了一个重要的闪光思想: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这里包含着四层意思,也是体制改革的四个新观念:(1)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体制,不能适应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需要;(2)中国的这种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搬来的,助长了官僚主义;(3)这种体制问题,既包括经济体制问题,也包括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4)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意味着要进行根本的、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改革问题,乃至“不改则亡”的尖锐问题与深刻思想,都是在这里萌发的。

   四、它是突破封闭状态的对外开放论的直接铺垫。正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邓小平打破中国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日趋成熟。1987年9月13日,在同本溪市委、辽宁省同志座谈如何改造与发展本溪钢铁公司时,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极左横行的自我封闭状态与思想禁锢状态:要到发达的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参见《光辉业绩伟人风采——细说〈邓小平〉》)9月18日,在同鞍山市委负责同志座谈时,邓小平更全面地阐发了对外开放以推动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我们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邓小平文选》1994年第2版,第2卷)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这一基本思路,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脑中,已经酝酿成熟,呼之欲出。

   当然,我们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评价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两个凡是论”,代表了一种“左”倾僵化、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之争,是两条思想路线之争,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因而也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命运之争。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为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邓小平理论,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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