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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萃:改革行进中的劳动教养制度功能与性质之整合性思考

更新时间:2013-12-20 23:26:36
作者: 孙道萃  
从而较为彻底改变了劳教的功能定位。2005年8月25日,公安部印发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律师代理劳动教养案件问题、全面实行聆询制度、缩短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强化监督和工作保障,并同时要求依法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显然,“维稳”功能亦在强调之列。2005年9月13日,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又将赌博、淫秽物品相关行为纳入劳教调整的范围。同时,劳动教养制度的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之使命亦不在话下。而且,需要提示的是,2003年之后,劳动教养还起到了“缓和”信访压力的作用,特别是涉诉信访这一老大难问题。[10]按照学者周永坤的理解,在1979~2003年之间,劳动教养被作为治安手段而存在。2003年6月22日,由于国务院宣布废止施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导致了以“治安”为目标的劳动教养开始走向了衰落。但是,从2003年起,劳动教养制度又开始转向了以截访、惩罚信访为主要目标。[11]但这一项功能在2013年被最高决策者予以否定了。尽管如此,劳教制度的“维稳”(社会管理)职能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省思:侧重于国家本位的集体规训策略

   从“强制性教育改造”和“安置就业”到“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再到“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与“截访”,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流变史。而显而易见的是,行进至今的劳动教养制度,其起初的功能定位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扭曲”和“变异”,在法律制裁与社会管理之间摇摆不定。尤其是在当前,一些地方时常借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转型之机,陆续出台各种各样的地方“土”劳动教养政策,使得劳动教养逐渐被用来处理不断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等重大、疑难社会事件或法治难题,比如强制拆迁、涉诉信访、打击报复,等等。进言之,劳动教养制度在被赋予了相当的“行政管理”职能后,特别是由于其所具备的可操作性、实用性与自主设定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控制社会和集体规训“不稳定分子”的极有“力”手段。从而,劳动教养在行政管理与政治“维稳”上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然而,这样就使得劳动教养制度容易成为政府或某些官员任意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工具,成了地方政府法治乱象的一块“自留地”。显然,这种“暗箱操作”绝不是一种可以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良性违法”之举,很难说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善良的。因为作为一种强制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符合宪政的基本要求,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否则就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无论被冠以多么高贵的价值定位或具有多么强大的现实意义。毕竟,在法治国内,完全依靠功能(无论是否为设定的)的优势是不足以消解违反法律这一巨大的“法治困境”,正义是效益永远都无法逾越的“鸿沟”,[12]这“就如同刑法是刑事政策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样。由此可见,劳动教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已经明确地流露出其致命的价值及功能缺陷,“以不恰当地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一种具有一定任意性的治理工具”[13].由此,正是在以国家本位观为导向的社会统治环境下,劳动教养制度才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地变成维护社会安定的工具,无论是治安还是截访,都撑起了劳动教养制度规制社会秩序的功能趋向。

   然而,在全球治理时代,在由社会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型之际,[14]劳动教养制度时常游离于法治的边缘,这不仅是法治国的“洁癖”,也是刑事法治的“硬伤”,“敌人刑法”[15]是一个必须加以反对的危险做法。尽管劳动教养制度的初衷还是有益的,但如今一系列“变相”的操作使得劳动教养成为“树敌”或激发社会对抗的“诱因”,这种“制造仇恨”[16]的做法是在葬送劳动教养制度所仅剩下的正当性。对此,藉由澳大利亚学者达顿有关中国社会规制策略的见解,似乎更有助于审视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观及蜕变之路,并用于思考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达顿曾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详细的规制和刑罚制度一直有效地运作,是围绕基于家庭至上的、相互限制性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在父权本位的制度内,也认可个人的作用及其扮演的不同角色,个体是按照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决定一系列不同的身份活动,并得到相应的规制,这基本上依靠内省的伦理制度而实现的,是一套自我管理的话语转向需要家庭和社会详细规范、分类和监督的话语,这就是父权本位下的规训逻辑。[17]在社会主义制度内,是藉由统计档案来标定和规制民众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性观念代之以前的父权本位也不断兴起,而其中的个体性也在“集体性”的关照下不断形成。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一个父权本位的国家中的传统的集体主义力量经过重新表述之后,被用于强化社会主义的话语,而且一种全新的“个体化”也得以形塑起来了,是一种在“集体化的阶层中和社群中”进行个体化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规训的对象,在本质上与父权本位的规训对象是相同的。由此,由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的过渡也就值得极力呼唤了。[18]

   可以说,达顿的分析颇具启发性,该看法在相当层面上揭示出一种未曾被深思过的问题—当代中国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所需要规制的是什么、规制的目标是什么,也即究竟是真实的个体还是集体中的个人。按照福柯的看法,西方的刑罚制度史呈现为由个体威慑到个体的规制(精神上的权力与技术之监控)。[19]而达顿则认为,中国仍旧是处于一种父权本位的社会规制状态,而社会主义的集体本位是一种新的发展形式而已。其特点就在于:个体的独立性往往依附于社会集体的利益,而且在“所谓”的必要时,个体往往成为集体的“牺牲品”.换言之,这种群体性的规制策略缺乏足够的个体性关切和主体性元素。而这种描述性立场无疑也告诫我们:集体性规制路径容易忽视个体性在受到规制时的个体内心自省以及社会整体的人文关怀,反而,集体之内的个体往往要承受过多的“集体使命和集体价值”,其间所可能发生的社会功能形塑与责任代价转移之间的“对垒”,就很可能诱发不公正。对于劳动教养制度而言,如果不在考虑革命、政治等复杂的因素外,而将重点聚焦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功能扩张等一系列变化的演进历程,便可以发现其内在有着厚重的“集体主义功能观”的身影,而个体的意义和权利却被忽视,甚至侵犯。所谓的“治安”、“维稳”以及“截访”等需要均源自于集体需要与国家统治策略,是国家本位下的社会规训策略,而劳动教养就是这一策略的技术平台。概言之,为了维护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劳教制度肩负起了规制集体的新使命,而这就导致劳动教养制度既脱离了教育改造的初衷,也在当下的社会治理语境中被指摘为法治国的“洁癖”,以至于在很多令人震惊的“劳教”案件中,劳教成为制造“社会集体偏见”的祸根。[20]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与性质之联动性考察

   那么,既存的劳动教养制度应该要具备怎样的功能呢?改革后又应起到怎样的功能呢?这是摆在当前立法者和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对此,一方面,不宜直接否定当前的劳动教养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职能,否则存在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单方面地断然排斥劳动教养进行功能转型的看法也是不足取的,毕竟法律制度及其功能是进化的,而不是固守不变的。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劳动教养制度发挥教育、矫正功能是其合理性所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功能理应首先或主要由其性质来决定,也即劳动教养的法律归属决定了其本应担负起的法律职能。如果将劳动教养制度归属于行政处罚等一类,则将扮演行政管理的角色。而如果归人刑事制裁之列,则将主要起到矫正、教育等作用,是与刑罚处罚相媲美的刑事制裁措施,这不仅回归到了劳教制度的初衷,也与保安处分制度相契合。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归属别议:侧重保安处分的制度导入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教养制度逐渐背离了官方所明确的“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21]等性质定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游离于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之间,介于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其中,由于刑期和制裁力度往往高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和较轻的刑罚,所以,被诟病为“不是刑罚却胜似刑罚”。究其原因,主要可能在于劳动教养制度的预设功能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在以“社会管理”功能自居时却往往行使、弥补、替代刑事制裁的不足或空挡。而劳动教养制度功能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定位不明或不当埋下了伏笔。虽然官方说法中的劳动教养被界定为行政措施之类,但同时又在惩戒力度、功能导向上隶属于刑事制裁。其实,从功能“等值替换”看,保安处分亦可以扮演现存的劳动教养制度,弥补刑事处罚本身的不足,而且保安处分还奉行司法化、比例原则。所以,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向保安处分的改革轨道是可行且可取的。而且,在《违法行为矫治法》“千呼万唤不出来”之际,应该明确《违法行为矫治法》的保安处分立场。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归属辨识

   实际上,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理论上历来是有争论的,主要有“行政强制措施说”、“行政处罚说”、“治安行政处罚说”、“刑事处罚说”或“变相刑事处罚说”、“教育挽救措施说”、“行政处罚措施说”、“保安处分说”等学说。[22]这些学说,从本质上看往往是相互对立的。然而,根据劳动教养的现实做法,又往往得出劳动教养制度介于几种不同学说之间。所以,一些“折衷兼顾说”也不在话下,如“劳动教养兼具刑事处罚与行政强制的双重性质”[23]、“劳动教养具有行政处罚性、刑事处罚性、保安处分性”[24]。此外,还有“独立法律处分说”,即将劳动教养视为独立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处分。[25]其实,围绕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之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一系列法律文件中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主要是扩张)之中。更为甚者,劳动教养制度的实然规定与现实操作也是“相向而行”,预设的功能或性质在实践操作中一定程度上“走样了”。无需赘言的是,司法操作层面上的“走样”很容易将一个法律制度推向危险的边缘,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各种诟病,司法操作层面的“走样”、“乱象”是一个重要的“病根”所在,这与近期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颇具相似性。[26]而且,既有规定与现实操作的紧张关系,不仅说明了劳动教养制度可能处于混沌中,也模糊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向,导致围绕劳动教养制度性质问题的讨论难以得出一个共识性“解答”。

尽管如此,为了能够形塑起一个合理且科学的劳动教养制度,就必须同时明确一个正确而妥当的性质归属。否则,围绕劳动教养制度的讨论将可能是“无期”的。对此,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阐述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归属是一个可取的思路。而且,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刑事处罚的共识度处于不断的“理论增量”之中,从而也就激发了劳动教养制度的保安处分化之大趋势。比如,有论者指出,如果根据联合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解释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所确立的标准—任何剥夺人身自由的监禁处罚其本身就带有刑罚的性质,以此来观察劳动教养在实体法意义上的特征,便可发现:劳动教养持续的时间为1~3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达到4年,而劳动教养执行中的管理制度与刑事罪犯的“改造制度”差别并不明显。或者说,目前被称为“行政处罚措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法的意义上应属于刑事法性质,或至少是“准刑事性质”。[27]概言之,从应然看,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对此,还有论者似乎作出了相类似的阐述。无论是劳动教养性质的行政强制措施说,还是所谓的行政处罚说,都是对我国既有劳动教养的既定法律规定状况的理论界说。[28]然而,劳动教养缺乏宪法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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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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