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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林彪与“五一八讲话”

更新时间:2013-12-20 20:49:59
作者: 何蜀  

  
在几乎所有的批林文章中,都无一例外地把林彪在66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简称“五一八讲话”,列为批判的重点之一。理由有二:其一是,林彪在会上大谈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尤其是联系到后来社会上流传的“二月兵变”,似乎林彪是关于制造兵变问题的始作俑者。九一三后,人们也认为林彪阴谋政变,早已有前因,于是林彪政变之说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是,1972年,在批林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毛明确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些提法的不安。即林彪所谈的政变问题和紧跟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也成了毛泽东洞察一切,早就怀疑林彪野心的理论根据。让人感到老人家真是明察秋毫,即使在用林彪时也对其有所怀疑,后来又给了林彪很多改过的机会,林彪不听毛的,终于走向历史的反面,咎由自取。似乎毛泽东却成了受害者,是个林彪被蒙蔽的伟大领袖。

   今天看来,林彪当年的“五一八讲话”的确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放到三十多年前的环境中去全面观察。这个环境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脱离当时党内斗争的情况,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及毛泽东本人当时的指导思想来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不客观的。

    

   一,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的交锋

   自1965年12月会议以后,在杭州,上海的毛泽东与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在如何进行文化界的批判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以毛泽东与刘、彭的矛盾最为尖锐。周恩来说话谨慎,尽管周恩来不同意毛的一些做法,但历史的经验告诉周,他绝不能公开与毛唱反调。邓小平则尽量躲开是非之地。如66年3月军委批判罗瑞卿会议,邓小平在会议的当天就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考察。4月杭州批彭真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出席。这样,等于在第一线与毛抗衡的主要是刘、彭。彭真作为中央常务副总书记、中央秘书长是刘少奇处理党务的最主要副手。要打到刘少奇,必须先打到彭真,这点毛十分清楚。除此之外,在涉及国际共运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也出现重大分歧。其一是,1966年1月关于中共是否派出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周恩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委都主张继续派代表团。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大会都邀请兄弟党参加,即使有分歧,也同样发邀请,这已成为惯例。刘、周等人认为分歧归分歧,毕竟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况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工业设备及军事装备趋于老化,零部件极度匮乏。中国此时又面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威胁,缓和中苏关系非常重要。与苏联和好的呼吁在军方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已认定苏共是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况且此时,他已认为刘少奇等人要走的就是苏共的道路。一波未平,波澜又起。当年2月,中共与日共的关系又因毛泽东个人所为导致决裂。66年2月,日共代表团访华。在中苏论战期间,日共虽说保持中立,但基本上是倾向中共的。由于日共代表团为维护与苏共的关系,主张在两党的联合声明中不点名(苏联)地批判修正主义。对此,北京常委刘、周、邓等人决定:一。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二。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在中日两党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然而,当彭真将常委意见通知毛泽东后,毛泽东大为光火:他们同意,我不同意。联合声明不发,代表团不派,原则问题不能做交易。最终,毛泽东个人否定了常委会的决定。中共与苏共、日共几乎同时断绝关系。这两起兄弟党关系问题愈发激起老人家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反修斗争的决心。从表面来看,这好像只是兄弟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究其实质,却是毛泽东极左思想在国际共运中的延伸。

   66年2月,彭真的中央五人小组拿出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之后(这个提纲是经刘、周、邓同意的),彭真带着小组成员赴杭州向毛汇报。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将文化界的批判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此时,刘、彭向毛做出让步。(彭真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也表现出十分的大度(毛同意彭真的意见,将批判局限在文化界),圈阅了提纲。以至于北京的常委都松了一口气。南北之争似乎可以以双方作出让步而告终。汇报提纲工作结束,彭真去外地视察。刘少奇也按计划去国外访问。(刘少奇原本因66年1月大病一场和与毛的争论,准备取消访问计划)。没有人会想到这实际是毛的缓兵之计。就在彭真等人起草汇报提纲时,江青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也在起草另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北京的常委都被蒙在鼓里。刘少奇出访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指示,开始指责彭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彭真。等刘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扩大会议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点名批判的既成事实。而且,周、邓也已默认。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因为此时打到彭、陆仅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而刘少奇却坚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并讨论文革问题。毛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要将江青张春桥等人塞进会议,并提出所有出席会议者都有表决权。刘少奇认为党内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中央全会通过。这也是刘少奇剩下的唯一能与毛泽东抗衡的办法。此举将把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等这些未来的文革干将摈之于全会的大门之外。而这些人都是毛泽东的马前卒。只剩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全会中不足以形成多数。刘少奇对此是有把握的。

   这点与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要罢免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却通过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中央全会,一举扭转局面有雷同之处。刘少奇深知,打到彭真,就等于打到他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搏。如果全会顺利召开,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挽救彭、陆。毕竟毛泽东的所为是不敢拿到全会的台面上来的。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最初也是同意召开全会,而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最后,邓小平放弃了与毛对抗的做法,改为支持召贻d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大人何因在此时放弃了对刘少奇的支持不得而知。从以往的情况看,实际上,在思想上邓与毛更为接近;而刘、周、彭则有较多共同点。后来刘、邓在文革中迥然不同的境遇即可说明。由于主持书记处的总书记转而赞成毛泽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周恩来也默认,在北京的常委中,刘少奇已不能得到多数。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确定了四项内容:1,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式走进中共高层,并组成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实际上变相地取代了书记处的职能。2,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通过。“五一六通知”是以中央文件方式下发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3,刘少奇的最主要支持者被合法打到:彭真(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及党务)、罗瑞卿(军队)、陆定一(文化宣传)、杨尚昆(中办)。4,陶铸、叶剑英进入政治局。(陶铸历来与刘少奇关系不睦,是毛的支持者)从后来的情况看,如果在五月召开全会,毛泽东未必稳操胜券。相反,刘少奇很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限制毛泽东理想主义与诗人气质的结合物——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的出现。即使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多数委员还是不同意批刘。以至于中央还要在9月和10月继续开工作会来贯彻毛的批刘方针。邓小平后来也被打到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反对批刘。

    

   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有关背景

   政变问题是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重要内容。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讲话?国内背景:60年代初,中苏两党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空前的公开大论战。这场导致国际共运分裂的论战,在今天看来,主要责任在中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时的激进派,其他如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均是毛与苏共论战的积极支持者。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出当年中共的九评来看,恐怕没有一条能站住脚。而刘少奇、周恩来却持稳重态度。1960年10月,刘少奇访苏后,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是个难得的机会。(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最好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54年到1956年;另一个就是短暂的1960年10月到1961年4月)然而,决心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毛泽东又一次在61年4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起进攻的姿态,为恩维尔·霍查这个欧洲社会主义一盏十分昏暗的小灯泡和其惟我独尊领袖欲望,不惜与众多的给中国巨大帮助的社会主义国家翻脸。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亦然。

   自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从政治上打到刘少奇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老人家的确费尽心机。老人家此时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军队。军队拥毛不假,但是否会反刘,毛并没有把握。为此才有65年9月到11月,毛频繁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毛首次公开号召地方包围中央,打到中央的修正主义。林彪的讲话中也提到,毛几个月来睡不好觉,在部署防止政变的事情。如果毛没有做这些,谅林彪此时也不敢信口开河。林彪当然不会提到,毛防止中央政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38军调到保定,用做勤王。并指示:文革期间,不经军委主席批准,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毛防的是谁?当然不是林彪。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恰恰是在38军部署完毕后召开的。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增加了两个师的警卫力量。毛内心惧怕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不然在敏感时期调集部队到北京干什么?毛实在是做到了双管齐下。包括在必要时以武力解散刘少奇可能召集的没有毛泽东参加的中央全会。

   国际背景:60年代中期,国际上政变频繁。主要来自一些刚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有些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非洲,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加纳,适逢加纳政变。与中国友好的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周恩来是在坦克、装甲车戒备森严的总统府与恩克鲁玛会面的。此事给中国领导人予强烈印象。1965年,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总统。阿尔及利亚是当时与中国最友好的非洲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中国和捷克是仅有的两个向阿尔及利亚公开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以至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把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对面的大楼给中国做大使馆用,理由是随时可以与中共联系。后来想要也要不回来了。

   在此,特别要提起的是与中国和中共关系最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1965年发生的九三○事件。在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后,印尼共产党坚决站在中共一边并在苏加诺的政府和军队中有巨大影响和实力。1963年至1965年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十分友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1965年9月30日,由印尼总统府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共产党人),带领部队发动政变。逮捕并枪决了亲美英的七人将领委员会中的六人,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逃亡。到10月1日,政变成功。印尼政府及海,空军和部份陆军均站在政变委员会一边。然而,恰恰漏掉了陆军战备司令部的苏哈托少将。短短的两天时间,苏哈托紧急调动可以使用的部队,又进行了反政变。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苏哈托终于掌握了局势。印尼共产党及左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苏共为此指责这是毛泽东冒险主义的巨大失败。九三○事件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中共在东南亚最大的盟友从此不复存在。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之死,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后关于反革命政变成功,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说法,与此不无关系(印尼共产党及亲共人士前后被杀达四十万之多)。这一杀戮从65年10月持续到67年苏加诺最后交权给苏哈托。也就是说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印尼对共产党的屠杀仍在进行。

最后再看看老大哥苏联。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多数要罢免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起人是在思想上与毛有共同之处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这些都是斯大林时期的老近卫军。在维护斯大林主义上毛泽东与他们有着共同点。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政变前一个月,即1957年5月,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共给予他的接待规格是空前的。远超过赫鲁晓夫的接待规格。然而,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成功地把政治局的少数变成了中央全会的多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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