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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然:我的父亲卫立煌

更新时间:2013-12-19 21:39:25
作者: 李菁  
父亲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一位前清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远征滇缅

   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遭受重大挫折。其中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不足3000人;第6军、第66军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损失八成。孙立人曾建议杜聿明率部撤退至印度,而杜聿明则听从蒋介石命令,准备突围回国,中途遭日军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切断,闯入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转了3个月,最终还是退到印度的孙立人派部队把奄奄一息的杜聿明救了出来。2万人剩余不足2000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又被再度起用。1943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生病的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

   此前,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杜聿明、陈诚都与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关系不好。父亲则很注意处理与史迪威的关系。他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父亲还恳请美军为中国军队培训了500多名军医,为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此外,父亲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远征军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史迪威在其回忆录里称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父亲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他下令:从1944年5月11日起,部队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松山之战,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日军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日军的战后资料说,松山工事是日军由日本国内调工程师专门设计的,中国要用10万人才可攻克。中国远征军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一个多月的强攻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父亲直接指挥的第8军身上。因日军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父亲让部队改用坑道作业,从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药,摧毁了日军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于9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而中方为此却牺牲8000余人。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连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父亲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猛育胜利会师。为庆祝会师,宋子文、何应钦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都从重庆赶来庆贺。中国驻印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称父亲为“101胜将军”,意思是“百战百胜”都不足以表彰父亲的战功。会师后,中印公路通车;两个月后,中印输油管通油。日本用6年形成的封锁我国的包围圈被打破。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父亲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父亲为“常胜将军卫立煌”。我记得和姐姐在家里还很自豪地看了这期杂志。

    

   回归

   1948年11月,父亲乘专机到了葫芦岛,杜聿明在机场接他。住了两天后,蒋介石来电报,让他回北平待命。父亲当时还未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他认为,整个辽沈战役都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他未发出过一道作战命令,这是将领们都知道的。

   当日父亲即乘专机回北平,我去机场接他。父亲和随员几十口人,借住在孙连仲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蒋介石在报上发表对父亲撤职查办的军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但也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父亲一下子职务全无。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决定到广州去暂避一下。1948年12月中旬,父亲包了一架专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到广州。入住酒店时是以我的名义登记的,父亲带着随从40多人包了爱琼大酒店的两层。身边的老随员觉得广州是边界,留在广州不是长远之计,但又不敢直说,于是让我跟父亲谈。父亲说:我要是走得急了,他(指蒋介石)说我逃跑;我非要在这儿待上5天,他不管我,我就自己走。

   其实蒋介石也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5天后,广州保安司令来访,称总统有事要见,让父亲速回南京。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广州,他和韩夫人带着少量随员飞南京。在那里,一个班的特务们住在里面,外面有一个排的宪兵,父亲不能随便出去会客,实际上是软禁状态。

   1948年12月25日,中共电台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父亲位列第13位。这也使国民党一些人怀疑父亲“通共”的说法不攻自破。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对外宣称要释放政治犯。大哥立即去找程思远,我以前和程思远的女儿恋爱过,程思远和父亲算是准亲家。程思远马上带大哥去找李宗仁,李宗仁一句未问,写了个字条,让宪兵先撤走。大哥问那些特务怎么办?李宗仁说他管不了特务,但可以找管他们的警备司令通报一下,后来这些人都撤走了。李宗仁回国后还热衷于谈及此事。

   1949年春节,父亲和韩夫人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在那里登上英国轮船到达香港,我们一家人在香港会合。那时大哥在国内,二哥在美国留学。我和二姐,陪着父亲与韩夫人,还有一些随员,我们很低调地生活在香港。

   父亲初到香港,先是用假姓名住在旅馆,后来租住在韩夫人一亲戚的楼房里。1949年9月,父亲的老朋友杨杰到香港来看望他,却在旅馆里被特务刺杀。父亲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更深居简出。

   不久,香港出版了《金陵春梦》,书中写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真真假假的事,署名“唐人”,有人猜测是父亲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因为有一个时期父亲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父亲其实与此事毫无关系。但他嘱咐我们多加小心,别辩白,越辩越坏。有时他偶尔与家人外出,被人认出来:“那不是卫立煌吗?”他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

   在此期间,国共两条线都在争取父亲。蒋介石几次派父亲的旧部从台湾来看他,希望他到台湾定居。据那边传来信息,蒋一口咬定不知道软禁父亲之事。有朋友对父亲说,他到香港是蒋介石点头同意的,父亲不太同意这一点。

   中共方面,也一直通过张治中在争取父亲,不希望父亲到台湾去。张治中与父亲是同乡,两家人在一起,说话口音完全一样;二哥卫道煦与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结婚,所以关系很融洽。

   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一共44人,包括龙云等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并不在这份名单上,找不到他可能是原因之一。父亲到达香港后,一直以假姓名住在旅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很奇怪的是,名单后来还有一个小括号,特别注明“卫立煌除外”。父亲问了很多人,但没人知道是谁操作的。我后来听说,国民党12位元老级人物联名写信劝蒋:不能让卫立煌再流落在外,否则一定让共产党统战了。蒋介石批示:同意,让陈诚去办。但陈诚对此事好像并不积极。他只是派些老部下来游说父亲,但父亲不买他的账,态度冷淡。

   我想,在父亲回归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没有他发话,谁也无法办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关系就比较好。具体操作此事的是周恩来,后来有回忆录记载,他坐在办公室亲自指挥此事。

   1955年3月,父亲与母亲韩权华自香港经澳门悄然抵达广州,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据说父亲在回大陆的前国民党官员中,是兵权最大、职位最高的人。他的归来当年引起很大轰动。不久,毛泽东亲自接见父亲并留晚餐。他对父亲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6月,父亲和韩夫人由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还亲自来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十一”,父亲还参加了国庆大典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也是父亲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59年冬天,父亲旧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父亲溘然长逝,结束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我想,“爱国将领”,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最高评价。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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