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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士大夫之学”今论

——罗韬文稿序

更新时间:2013-12-18 22:33:45
作者: 胡文辉 (进入专栏)  

  

   给罗韬的文集作序,我是当仁不让的。不仅因为他已给我的书写过好几篇序跋,本宜投桃报李,有来有往;更重要的是,我自认最能理解他文章的价值。

   先说些题外话。

   学识学识,但学、识之间,自有区别。古人得书甚难,博览自然也难,故博学诚属一种稀有的素质,强调“学”当然是有理由的;但今人得书太易,知识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相对而言,“学”就显得不那么可贵,而“识”才是更稀缺,因而也更可贵的。但偏偏在这个博学变得容易的时代,“学”却是最受重视的,而“识”反倒成了孤魂野鬼,往往流浪于学院派的门墙之外。这可以说是学术思想史的错位。

   在我的《学林点将录》里,有相当繁琐的注释,字数可能占了全书的一半。写成这样的体裁,是由于我本有相当的文献积累,包括不少稀见的材料和线索,还有一些相关的按断或见解,不连带写出来,未免可惜;同时我也很明白,若非有那么繁密的引证,一下子眩人眼目,别人是不易接受正文的论断的。事实上,不附注释的正文在报上连载时,就不乏恶评者。非依赖脚注的分量,则不能体会到文本的分量,非依赖“学”,则不能体会到“识”,这实在是有些可悲的知识状况。

   从此角度而言,罗韬文章的特点,是辞少意丰,不以材料胜,不优长于“学”的堆彻,而以通识胜,以辞章胜,能将“识”与“才”融贯无间,思虑与辞采相际会相焕发,固今世所罕见,而又不甚合于今世者。

   罗韬的文章,或许还不够多。我不好说他在学术上已有多大的成绩,但至少可以说,他在论述中所表现出来的识见是难能的,用通俗的话说,是有“技术含量”的。而文章是否有“技术含量”,不是有多少篇幅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有多少脚注可以衡量的。(有区区一纸,或重于泰山,有煌煌巨著,或轻于鸿毛。在我看来,张中晓的一册《无梦楼随笔》,其光辉并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高尔泰的一册《寻找家园》,其重量更有过于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引录吾粤名儒陈澧的一段话:“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后来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又引申说:“用现代的话说,‘士大夫之学’相当于通识,‘博士之学’则相当于专家。”由此观之,罗韬的学识文章,正可谓“略观大意”,正可谓“士大夫之学”。

   事实上,罗韬不仅于艺文、历史及政治皆“略观大意”,更能古文,能诗,能书法,甚至能画;而又精于鉴赏批评,于古物、美食甚至医事,都能识其大凡。出入文史,不离经济,实有传统士大夫的作风,惟不遇其时耳。那么,以“士大夫之学”指称其人其文,是最贴切不过了。

   当然,自现代以来,时势迁变,“博士之学”久已占据主流,迄于今日,“士大夫之学”已不复居庙堂之高,而只能处江湖之远了。

   过去国人评价学问文章,习惯说是否“可传”,得“可传”两字,就是最高的评价了。盖古人传播工具简陋,笔墨易朽,文献易佚,非有百千万人传观讽诵不绝,则不足以传。而方今之世,技术跃进,纸墨金石之外,打印、复印、U盘、网络……文章化身千亿,传于后世,不过等闲事耳。故“可传”与否,已不在载体的保藏,而在后人的传阅。论文章著作的声光,如今庙堂与江湖之间,自然有显隐的差别,但他日孰显孰隐,是“博士之学”可传,还是“士大夫之学”可传,恐未易言也。

   近得简又文《白沙子研究》一书,略检其序言目录,其中陈荣捷序有几句话:“白沙子之学,基于简易之功与自得之乐。不为功夫节目所拘,直叩本体,亦与惠能禅师直指本性与中山先生知难行易之单刀直入本色相同。故能撇尽唐宋以来之支离芜蔓,意必固我,而立其简易,致其自然。”这也让我想到了罗韬——罗韬原籍广东新会,正是陈献章陈白沙的乡后辈啊。当然,罗韬并不治哲学,更异于今日之崇儒学者,但他为文以少胜多,在风格上,不也近乎陈白沙的“简易之功”吗?这样的话,作为新会后学,罗韬是远于近世的陈援庵,反倒近于前代的陈白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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