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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维忠:我的大伯薛岳

更新时间:2013-12-18 21:10:23
作者: 李菁  
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受蒋介石委托,两度召见他,第一次要大伯当陆军总司令,被大伯婉言谢绝;第二次陈诚又要让他任海军总司令,大伯以自己非海军出身为由,推辞不就。不久,蒋介石亲自召我大伯到南京,要他接替顾祝同,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大伯感到难以推辞,只好再一次披装上阵。

   那是1946年5月,我已经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了,起初觉得“主任”好像不是什么大官,没有“司令”听起来那么威风,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一位置可是非同寻常。他下面管了几十万大军,可以讲当时国民党最精华的部队都在他手里。为什么要选在徐州呢?你看《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历史,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刚好在中国南北的中间点上,无论铁路、公路都是枢纽之地,所以蒋介石也必然要在这里设立“绥靖公署”,对付共产党。大伯在这里坐镇,与陈毅、粟裕在华东对抗。粟裕对他有一评价,说他是“国军中的干将”。

   可是大伯在这个位子坐了一年多,就被蒋介石调走;转而给了他一个“总统府参军长”的虚职。调他离开的原因,大伯后来回忆,他和陈诚对当时的指挥有一些不同意见,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借机对蒋介石说:“陈辞修(陈诚)、薛伯陵(薛岳)对统帅信心已经动摇,不听委员长的命令。”我们后来才知道,刘斐很早就加入中共,一直潜伏在国民党的国防部里。接替他的是刘峙,国民党将官里面对他普遍评价不高,我还记得大伯在家里吃饭提起他时一直摇头哀叹:“完了,半壁江山就快没了……”

   大伯是个倔脾气,他一气之下决定辞职不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大伯回家跟我妈妈说:“三嫂,交代大家一下,我们回家去了!”我妈妈一听有些糊涂:“大哥,回家?这不就是我们的家吗?”大伯有些生气地回答:“三嫂!听不懂啊?我们回老家去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伯对我妈妈讲话那么大声过,很显然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好。那天吃晚饭时,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们大人一桌,我们小孩子一桌,那天的气氛有些沉闷,我们小孩子就在一旁嘀咕纳闷:大伯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薛家从来不分家,一向是同进同退的,所以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家包了一节车厢,挂在火车头后面,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好奇,而对外面纷乱的时局、对身边心事重重的大人们也毫无体会。我们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回到了广东乐昌的老家。

   可是在老家还不到两周,上面又来了新命令:任命薛岳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那时已是1949年初,蒋介石已经下野,上了台的李宗仁也没有能力收拾残局。宋子文、陈诚一再来信苦劝大伯出山,还有广州当地的一些人士上门劝说,大伯无奈之下只好应允。他乘粤汉铁路离开乐昌、南下广州的晚上,乐昌当地舞狮舞龙、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可是对于这一次的前途,大伯心里多少是清楚的,在火车上,他对自己的老师说:“这一次是去跳火坑的,前途未卜,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乡。”说罢掉了眼泪,听者也跟着黯然落泪。

   此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这个省主席也是当得有责无权,有心无力,孤掌难鸣,身边的人也是各自在为自己打算。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入粤;12月,他转到海口,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实际上麾下已无国民党正规军一兵一卒。大伯派船把原来广东省的6个保安师运到海南,编成了第4军、第63军和第64军,每军各两个师,又利用军舰和飞机在海南构筑了一道“伯陵防线”。据说毛泽东知道薛岳在守海南岛时,还特地嘱咐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大伯是1950年5月从海南撤退的。因为解放军当时无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他把在海南的部队完整撤退到台湾。其实大伯当初没打算撤到台湾,他准备和蒋介石谈:“你守台湾,我守海南岛。”因为带到海南的,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人。而且当时海南岛与大陆是隔绝的,琼州海峡又并不是很宽,所以他想以海南为基地,从这里“反攻大陆”。现在还有一些资料说陈济棠与薛岳在海南闹翻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俩都是“老广”,从来不会互相扯后腿的,就算是桂系的人见到“老广”,也要“见面三分礼”的。其实大伯最终从海南岛撤出,是美国人的主意,因为美国只能帮助蒋介石协防台湾,所以国民党最终只能放弃海南岛。

    

   淡出政治

   大伯在海南带的3个军,是他一生调教的最后一支部队。到了台湾后,这3个军被整编为4个师。从此,大伯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彻底没了兵权。古书上说“杯酒释兵权”,大伯连“杯酒”都没被用上。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总统府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职务,也是个闲差。

   到台湾不久,大伯就在嘉义的阿里山脚下挑了一块地,他雇工平地,开路凿井,修运动场,种了花木果树,又修建了5间房子,给兄弟几个居住,所以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后,还是没有分开。为什么选嘉义呢?因为大伯感觉那里的山水非常像我们老家。

   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讲,当初谁也不愿意离乡背井来台湾。那时在我们心目中,台湾是只有槟榔树和椰子树的蛮荒之地——事实上我们当年刚到台湾的时候,它也就是那个样子,荒凉得不得了。当初即便解放军快打到广东老家的时候,二伯也不肯走。他说:“走什么走?日本鬼子来了都对薛家没怎么样,解放军好歹是中国人,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嘛。”大伯特地让我父亲回到老家,劝说二伯,他才不得不离开。

   安顿好了之后,大伯又有意识地叫其他兄弟几个陆续从军队中退出。我父亲、四叔、五叔都是由我大伯一手拉扯大的,长兄如父,大哥说一不二。他们当年是军中有名的“薛家兄弟”,后来也都像大伯一样,淡出政治。我父亲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多年征战沙场,也深得蒋介石的重用。他当时的职务是第五军军长,驻守金门——这个第五军军长非同一般,金门一共才3个军,我父亲管了两个军,不但如此,连海军陆战队也都归他指挥,可想而知当年胡琏对他是非常赏识的。胡琏从“金门防卫司令”退下来后,蒋介石一度想让我父亲接任他的职务。可是我父亲推说自己年龄到了,趁此机会就退休不干了。薛家五兄弟中,除了四叔(薛叔达)住在桃园、五叔(薛季良)全家搬到美国外,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一起住在嘉义那里。

   到了台湾之后的大伯,实际上已经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大伯的原配夫人与宋美龄是拜把姐妹,因为她们都是海南文昌人,所以大伯与宋美龄关系也非常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传的。他和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宋美龄也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当年大伯在徐州不肯放兵权,就是宋美龄出面去劝他的。大伯母去世后,他与蒋氏夫妇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大伯与陈诚两个是真交情。抗战初期,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沦陷后,他把第九战区的军事权交给大伯代理。我记得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陈诚在高雄澄清湖的一个招待所和大伯见面,大伯还带着我和我的堂弟(大伯最小的儿子)一起去看陈诚。这次会面时,我依稀听到陈诚提及,当时第九战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大伯在处理。陈诚后来到重庆再三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才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给了薛岳。

   陈诚一生中有两次把自己的职位让给我大伯。第二次是到了台湾以后。当时陈诚担任“副总统”,兼“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伯是副职。1966年,陈诚把主任委员又让给了我大伯。

   大伯与余汉谋和张发奎也是好友。张发奎当时长期住在香港,每次到台湾来一定来找薛岳,我在大伯家见到张发奎好多次,我喊他“张大伯”。余汉谋和张发奎都是“老四军”的人——国民党的第四军在北伐期间就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共产党里面很多将领,比如叶挺也是国民党第四军里出来的。“新四军”的名称也是从“老四军”而来。

   在台湾的军阶中,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个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是四颗星的一级上将、三颗星的二级上将。大伯的资历虽然很深,可是他到了台湾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三颗星,直到1965年才升为四颗星。可是何应钦、白崇禧早就是四颗星了。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他觉得白崇禧是败国民党之功臣。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杂志,为什么还称他为“小诸葛”。

   国民党失掉了大陆,我不认为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大伯后来是看透了,和蒋介石“没得玩了”。他觉得蒋介石想打仗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我记得他和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他用手从里往外画圈,越画越大,然后又说,“蒋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从外往里画圈,越画越小。长大以后我慢慢琢磨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身边全是江浙人了,孙先生那个时候身边都是湖北湖南人,连冯玉祥这样的人都为孙中山所用,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冯玉祥有事干吗?你听过冯玉祥的笑话没有?冯玉祥拿着草绳吊着一小块肉,大白天提个大灯笼去看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灯笼,冯玉祥二话不说吹熄灯笼,蒋介石问他:“老冯啊,你这是干什么?”冯玉祥说:“哎哟!你不知道天下乌烟瘴气,只有到委员长这里才大放光明,所以我这灯笼就不要了。”我们在家也经常说这种笑话,大伯听了,也跟着我们笑,大家知道,他对蒋介石后来也有失望之情。

   当年蒋经国快要当“总统”时,大家的政治嗅觉都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异常敏感,台湾的报纸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传说蒋经国要请薛岳当“行政院长”。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住在嘉义竹崎乡下,房子很简陋,家门口是一条上山的马路,平时非常冷清,突然间,有很多大车停在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很多人听说薛岳要“组阁”,而跑到我们家“拜码头”来了。不过有这种传言也不奇怪,大伯当年在贵州、湖南、广东都当过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就曾亲口告诉过我,大伯当年在湖南主政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在台下看着大伯演讲。论经验、论资历,大伯当这个“行政院长”都绰绰有余。可蒋经国最终没有选择我大伯。他当年是怎么考虑的,外界无从知道,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对大伯尊敬有加,还几次上门征求他的意见。

   传言不攻自破后,本来门庭若市的家门口一夜之间又门可罗雀。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见一斑。不过大伯对此倒一直是淡然处之,因为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看得太多了。当年大伯任“绥靖公署主任”时,家里的客人非常多;等他一变成虚的“参军长”时,就基本上没有人登门了。所以后来我们全家对政治都是“敬鬼神而远之”。

    

   云淡风轻

   大伯晚年基本上是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大伯的第一位夫人叫方少文,在他做“参军长”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太太姓谭,本来是在上海教我们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到了台湾后被人介绍给大伯,跟他结了婚。大伯晚年的衣食住行起初都是这位二伯母照顾的。

   大伯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洗漱完了就出去运动。他穿着大马靴,“啪!啪!”地走,还像军人一样。运动完了洗个澡之后,他开始练字,他自己练了一种很特别的字体,然后看书,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到下午再睡半个钟头觉,继续读书。吃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忌口,可是什么都不贪吃,点到为止。

   大伯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员武将,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温文尔雅,除了那次要回广东老家的时候大伯对我妈妈说话大声一点外,我从不记得他在家里发过什么脾气。他对中国古典文化酷爱得不得了,喜欢读的也是《论语》、《易经》这些古书。晚年时候,有一些被他遣送回日本的老兵还专程跑来嘉义拜访大伯,向他忏悔。大伯对日本的老军人也很客气,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双方的交手。

   1971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因为我是独子,父辈这一代,包括我父亲、四叔、五叔都只有一个孩子,我就决定回来陪爸爸妈妈。可是大伯对我的决定似乎不太赞成,我去看他时,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你傻乎乎地回来干什么呀?”大伯的第一位夫人生了5个孩子,后来都早早去了国外;第二位夫人生了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比我小10岁,大伯和这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再加上大伯平时在家里又不苟言笑,所以他们也谈不上与大伯多亲近。大伯的许多事情,我还比他们知道得多一些。

   大陆与台湾往来解禁之后,我的身份出入大陆比较方便,我就带些客家的东西回来。客家人喜欢吃鱼干炒辣椒——那种辣椒不是普通的辣椒,是红辣椒晒久了变色而成的白辣椒。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家乡带了很多辣椒回来,他吃得特别高兴:“哇,家乡菜,真香啊,可是落叶归不了根了……”言语间无限遗憾。

   大伯、二伯和我父亲这三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二伯、我父亲,还有大伯娶的第二位夫人都相继去世,我们第二代留在台湾的人也不多,住得也很分散。同辈人都走了,只剩下大伯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父亲去世后,我就把大伯当做自己的父亲,经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可是我也知道,老人家内心深处的那种寂寞是我们无法帮助排遣的。薛家人都高寿,我的五叔薛季良现在还在世,已经100岁了。高寿则高寿,但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走了,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他一个人,你能想象得到那种孤独的光景……

   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1998年离去,用传统的算法,他虚岁活到了104岁。大伯的葬礼是按照“一级上将”的规格来办的,也无所谓隆重或不隆重。只是那个时候台湾也没几个人知道“薛岳”的名字。可是最近这些年,在海峡的这边,他的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我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的话,会很欣慰的。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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