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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兵:我的父亲佟麟阁

更新时间:2013-12-17 20:52:01
作者: 李菁  

   1934年,宋哲元将隐居在香山的父亲请出山,负责军事,坐镇南苑。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事训练团团长,训练团里包括一些东南亚华侨在内,当时有1500名学生。父亲整日带领部队练兵习武,他曾慷慨激昂地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肃然起敬。

   7月27日,训练团在外围发现日本骑兵,其中一个被击毙,另一个则逃掉。父亲接此报告,预感到一场恶仗在所难免,他马上带人视察了工事。凭着一个军人的敏锐,父亲其实很早就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应集中优势兵力将集结在廊坊附近的5000名日本驻军消灭,以拔出插在29军胸上的这把尖刀。但这个建议并没被采纳,当时很多人还在犹豫与日本人是“和”是“打”。而就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过程中,日本人完成了突然袭击的准备。日军出动重兵30多架飞机轰炸南苑军营,就是想彻底瓦解29军。

   虽然父亲牺牲了很多年,但他牺牲的确切地址,却一直模糊不清,我们只知道应该在丰台大红门一带。寻找父亲殉难地的工作起初也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幸存者很少,事隔多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直到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当年一位目击者,父亲当年以身殉国的具体地址才得以确认,就在北京丰台大红门的时村。70年过去,当时日本人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村里的几位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那场战役的惨烈。

    

   云开雾散

   1949年4月1日,原本在重庆率代表团和谈的张治中乘飞机离开,降落在东单操场,留在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当时为他开飞机的机长叫贾式良,是父亲的义子。因为他还要将飞机开回南京,临行前他劝我们一家搭机跟他一起去那里,被母亲拒绝。只是我的大姐和四妹,为了寻找已经南撤的夫家,随机离开北平,后来辗转去了台湾。

   解放后,我们全家过了一段平静生活。1955年,我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分配至北京第二医院药房工作。但到了60年代,情形开始有变化,因为我的不好的“出身”,每逢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上头对我们这些“国民党家属”不放心,“十一”时我和一部分人被派到南苑劳动,当时我想,父亲为挽救民族危亡牺牲在这儿,而他的儿子又是为什么被送到这里劳动?

   “文革”爆发后,我们一家也未能幸免。红卫兵上门抄家,父亲留下来的遗物、照片、文件等都被抄走,最让我们痛心的,是那个母亲视为生命的父亲的遗物金十字架以及高弘锡带回来的那块父亲的金表都被抄走。父亲的坟墓险遭破坏,“佟麟阁路”也被改名为“四新路”;我也成了“反动军阀”出身,在工作单位被监督劳动。

   不久,我的母亲、哥哥等一家十几口人被遣返回河北老家,我因为住在岳父母家而侥幸成为唯一留在北京的人。1966年左右,我给周总理写信,诉说心中不平,虽然很快得到了回复,但迟迟没有落实政策。不久,母亲在河北老家去世。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我又重新开始奔走。我的三姐夫叫熊先煜,抗战初期任国民党新8师参谋,后来在贵州起义,他的弟弟熊先觉是史良的秘书。通过他,我找到史良。史良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她让我写一份材料,说肯定会帮助我送到小平那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给我家落实了政策。这样,大哥一家、姐姐一家,还有我的两个孩子等一大家子全部从河北老家迁回北京,但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大嫂就在回北京的路上去世了。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1979年,国家追认父亲为抗日烈士,颁发了证书,并由北京市政府整修了父亲在香山的墓地,在1米多高的汉白玉的石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11个黑色大字。1968年去世的母亲,骨灰也移葬于父亲墓旁。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地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

    

   来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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