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更新时间:2013-12-17 16:43:40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民国治下的二十八年,是中华民族思想史和社会史上重要的一笔。这些年里,彻底而又根本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中国,几乎影响了国人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见证者同时也是投身变革中的一员,我可证明,若脱离了二十八年前的辛亥革命,这些变革,这些思想与社会运动将是不可想象的。

   一贯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胡适,竟如此高调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令人感到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与后来胡适的看法颇有几分相似:“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可以说,正是辛亥革命孕育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和斗争意识。

   后来的史家已经很难体察到辛亥革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层面的潜在影响。辛亥推翻帝制,使一切去神圣化、去权威化,一切不再存敬畏之心。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与胡适等人讨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是什么,胡适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这恰是辛亥革命之后历史演进的逻辑结果。胡适正是从这一重意义上认定辛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国民革命,均是辛亥革命的自然产物。

    

   二、再起革命之多元竞争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自然志得意满,而立宪派则难免垂头丧气;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受歌颂,立宪派则大江东去,任人嘲笑;革命党人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灿烂光辉的事迹,立宪派则深恐他人旧事重提,甚至自此隐姓埋名。?瑏瑨革命的速成,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的错觉,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革命之后的妥协,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然而竞争的双方不能建立共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一遇对抗即诉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镇压,均希望以暴力压倒对方。1913年当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说:“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瑐瑠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革命复产革命”意味着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递进性。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一度给社会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舆论也不乏厌倦革命的声音,然而,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不仅是革命党人,甚至整个知识界,都或深或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再起革命”运动。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其时各派对革命的态度不外两途:一种视革命为神圣、为神明,对之顶礼膜拜;另一种则视革命可暂不可久,可偶不可常,是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失道,比清廷更有过之。立宪派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如今则是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当时《大公报》社论即称:“中国所谓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革命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早在20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并形成相当的声势,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转入群众动员,其革命活动达到全盛。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全国各地一度出现过90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和70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工会,率先发起现代工人运动,也最早将革命引向农村,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到民间去”。中国早期共产主义一度与无政府主义难分彼此。在中共成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惟一坚决主张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革命的组织。在同时代人眼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竞争者,直到1920年代中期,信奉无政府主义者比信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多。反对强权、反对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败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和竞争,但不能因此而轻忽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席之地。?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改组几乎是同时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应该说,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组合而成的运动。国共两党之外,无政府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乃至1927年后的第三党、中共党内的托派、国民党内的改组派等,均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系谱中的一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以革命为诉求的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视革命的同路人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将革命重心放在发动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方面。国民党重视武装斗争,不重视群众运动,共产党则适相其反,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中心。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存,两党党争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直至最终破裂。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

    

   三、激进革命之不断推进

   1920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后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质,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除了中国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厌弃资本主义与向慕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据张东荪观察:“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瑐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厌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无人敢言社会主义的坏处而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周佛海即注意到,当时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文章,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瑐瑦当时人言说中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十分庞杂,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厌弃则更普遍和一致。即使不赞成“共产”的梁启超也明确表示反对资本主义。?瑐瑧梁漱溟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从此在中国声名狼藉。稍后中共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人非常不高兴,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

   五四之后的三五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否定西方主流文明。? 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1926年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称:“民国元年的革命虽然成功,……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在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根本改造,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瑑瑡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仁静即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549.html
文章来源: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3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