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华:“结构—价值”变动的错位互构:理解南方农村自杀潮的一个框架

更新时间:2013-12-14 21:13:22
作者: 栠乧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1970~2009年南方4个村133例自杀个案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分析了农村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现象,以理解1990年前后出现的“自杀潮”。文章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分析认为,农村自杀潮之所以在该时间点上出现,与当时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快速变迁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年轻妇女的现代价值目标渐趋形成,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权力却提升较慢;老年人传统的价值目标变动较慢,但他们在家庭和村庄结构中的权力和地位却下降较快,由此造成他们各自的结构与价值的错位搭配,其自杀正是‘结构—价值’错位互构的结果。随着农村社会变迁的推演,2000年以后两个群体的“结构—价值”不再错位,农村自杀潮退却。

   关键词:“结构—价值”互构 农村自杀潮 老年人自杀 家庭结构 结构紧张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综述

  

   (一)如何理解农村自杀的潮起潮落

   自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等人向世界披露当代中国的自杀状况以来,中国自杀状况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Phillips, et al.,2002;吴飞,2007)。大部分研究得出了中国自杀率在最近二十多年中呈显著下降趋势的结论。其中有基于部分地区自杀数据的研究,如研究者分析了1992~2003年的辽宁省自杀数据,发现其城乡和男女自杀率均有明显下降,且男性的自杀率有超过女性自杀率的倾向(杨晓丽等,2008)。也有基于全国自杀数据的研究,张杰、景军等人(2011)就运用国家有关数据描述1987~2008年间全国总自杀率及自杀率在性别、城乡人口中的分布,验证了全国自杀率逐渐下降的判断,并将自杀率与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等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还有基于某一地区内数个村庄自杀数据的研究,如贺雪峰、郭俊霞(2012)对中国二十余省40个村近三十年的自杀个案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各个群体的自杀率都呈下降态势,其中年轻妇女与老年人的自杀率下降尤其明显,且二者自杀峰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综合上述研究,针对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可以得出以下判断:一是近二十年中国农村自杀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二是农村自杀率下降,主要源于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率的下降;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出现过一个自杀潮,这段时期前后农村自杀率都相对较低。笔者对1970~2009年南方4个村133例自杀个案的研究也印证了年轻妇女和老年人的高自杀率支撑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自杀潮,之后两个群体的自杀率迅速下降、自杀潮退潮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农村年轻妇女和老年人自杀来解释南方农村“自杀潮”。

  

   (二)农村自杀研究综述

   学界对中国农村自杀的研究大致分两条路径:一是强调社会结构作为客观事实作用于农民群体而带来自杀,可概括为结构决定论;二是主张从更具主观特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入手,讨论农民自杀的观念根源,可概括为价值决定论。

   结构决定论主张,影响农民自杀的社会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村落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且以家庭结构及其分支结构为主,这源于家庭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吴飞,2007)。结构决定论有两派学者,一派是以静态眼光,从家庭权力结构出发去理解农民自杀(杨镇涛,2000;翟书涛,2001;吴飞,2007)。谢丽华等人就明确指出,农村妇女的自杀与家庭权力结构的种种不公正有关(谢丽华,1999),其理论关怀可以追溯至沃尔夫从父权制角度解释中国妇女自杀的经典研究(吴飞,2007)。质言之,该派理论强调农村女性自杀根源于她们在村落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地位低下,只有提高农村妇女地位,对其赋权增权,才能抑制其自杀。另一派则看到了社会结构变动对农民自杀的影响。景军等(2010)认为,过去二十年农村妇女自杀率的下降源于大规模农民流动,它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颜廷静(2003)将农村老年人自杀归结为老年人地位、角色等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丧失所致。贺雪峰(2009)、陈柏峰(2009)、刘燕舞(2009)、杨华、范芳旭(2009)等人对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纵向上父亲掌权向儿子掌权的转变导致代际关系失衡,横向上丈夫当家向妻子当家的转变带来夫妻关系失衡,是形成“自杀秩序”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路径的铺展是对导致农民自杀的直接原因——家庭矛盾、家庭纠纷的抽象提升,研究者预设家庭矛盾、家庭纠纷是家庭内部结构变动,尤其是权力结构失衡的结果,其基本逻辑是:家庭权力结构失衡→家庭矛盾与家庭纠纷→农民自杀。

   农村自杀研究的价值决定论也有静态观和动态观的差别。价值观念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生命、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它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吴飞是持静态价值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从中国人关于“礼”、“正义”、“公正”等价值目标去理解自杀问题,认为自杀是家庭中这些价值目标失去平衡的结果(吴飞,2007)。更多学者坚信农民自杀是传统价值观的产物,传统“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价值观念影响至深,以致农村妇女在遇到家庭负性事件而得不到救助时,就容易选择自杀(谢丽华,1999)。这派观点的哲学基础是文化决定论,它将自杀当作一种文化秩序,认定只要浸润在该文化中的人都有可能自杀。从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动去探讨农民自杀始于陈柏峰,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农民自杀应该放到农民价值观变迁中去理解,而切关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本体性价值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根源,社会性价值如面子竞争的异化导致了年轻人自杀(陈柏峰,2008)。在农村女性自杀研究中,钟琴(2010)、桂华等(2010)认为女性现代自主价值、自我实现价值的增长与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是造成农村女性自杀的主要原因。变动价值决定论者将农民自杀还原为农民主观层面的价值变动,包括价值失落和价值观冲突,其逻辑关系和论证理路并不复杂:价值失落或冲突→活着的意义丧失→自杀。

   通过静态结构和静态价值的眼光去窥探农民自杀,对历史上诸多自杀事件以及区域上某些类型自杀的解释有非常独到之处。但它们对自杀的判断有宿命论的意味,对自杀在时间上的差异与变化没有敏感性。变动眼光的结构决定论与价值决定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它们看到了中国自杀的时间差异,并寻找差异背后的主要变量,通过这些变量的变动情况去解释自杀及其差异。两种变动论者都看到了来自更大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要深入理解中国农村自杀问题的时空和群体差异,就要兼顾动态分析的这两个研究传统。

  

   二、分析框架

  

   (一)结构紧张理论

   将结构与价值结合起来考察农村自杀潮的理论基础是“结构紧张”理论。结构紧张理论是20世纪中期默顿在涂尔干“失范社会学”基础上创立的。涂尔干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并不直接导致犯罪,除非同时存在社会规范崩溃即失范的情况。这种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控制个人本能欲望的能力的崩溃。默顿将该理论用于分析美国社会,但他认为涂尔干所说的个人欲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即美国的社会结构限制了特定阶层实现价值目标的能力,结果会导致处于一定压力下的个人实施犯罪行为。这种状况被称之为“社会结构紧张”(默顿,2006;沃尔德等,2005:180)。

   在阐述中,默顿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且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价值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价值目标是一个社会所设定的目标,即主体以其系统为基础,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形态,集中表现为主体的愿望、要求、理想、需要、利益等。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是指由社会所规定的、制约主体实现目标的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总和。如果社会成员利用规定的制度性手段能够达到目标,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为,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巩固。如果目标和手段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即社会成员通过合法手段不能达到目标,就会产生挫败感、愤怒感等紧张情绪,出现不和谐状态,促使价值崩溃。对个体而言,价值崩溃就是道德的堕落,会引发社会异化状态,导致处于紧张状态的那些人以违反制度性手段为代价换取经济成功目标、通过违法犯罪来缓解紧张感(莫里斯,2004:165)。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只有当社会结构紧张中的个人感受到挫折,才会导致其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这就是个体层面的紧张。处于“社会结构紧张”的人们,即那些不能通过社会结构提供的合法手段实现文化价值目标的人们,会感受到“紧张”,如压力、挫折、焦虑、沮丧、愤怒,从而成为其实施犯罪的真实原因(沃尔德等,2005:184)。

   结构紧张理论预设,社会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个人、群体实现价值目标的合法手段或制度性手段,即处于社会结构中某个特定位置的人具有某些特定的制度性手段,在该位置之外的人则缺少该手段。因此,社会结构对制度性手段具有决定性,对价值目标的实现较制度性手段更具根本性。为此在本文中,拟用社会结构替换制度性手段。在一个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相对成熟、平稳和固化的社会里,结构与价值是相互匹配的,即社会结构支撑价值目标,价值目标则合理化制度性手段和社会结构。

   传统结构紧张理论没有论及的是,结构与价值其中之一的变动,会带来另一个的变动,而结构与价值的变动有时并不一定同步,可能结构变动快,价值变动滞后。反之亦然。这样就会造成在一个时期内,结构与价值不匹配的情况——结构变动快与价值变动慢并存,或结构变动慢与价值变动快搭配。对于某类人群来说也如此,可能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变(快)了,但其价值观念未变(慢变),或者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未变(慢变),但其价值观念变(快)了(见表1:B、C区间)。这样就会形成结构与价值的错位搭配现象,结果是要么社会结构或制度性手段不能支撑人们的价值目标,要么价值目标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要求。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使人们的价值目标落空而带来相对剥夺感,严重的会导致结构紧张。

  

   (二)乡村社会的“结构—价值”搭配

   具体到乡村社会,传统稳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价值目标是相互匹配的(见表2):信仰层面的祖先崇拜与传宗接代的理念匹配;家庭层面的主干家庭、父子轴心与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为重的理念匹配;权力层面的等级结构与尊卑孝悌的理念匹配;性别层面的男权支配结构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理念匹配,等等。结构与价值的匹配,从现代权利和女性主义角度讲,对妇女和年轻人是一种压制,却使村落社会和家庭相对平静。

   农村社会(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念受国家宏观制度变迁,以及整体社会结构变动与价值转型的影响较大,近三十年是个大变动时期。随着传统家庭结构与价值变动到某个稳定的状态,即现代农村社会(家庭)结构与现代的价值目标相匹配的时候(见表3),村落社会则在另一个高度上达到稳定和谐。此时,祖先崇拜降温,农民对儿子的价值寄托因之降低;核心家庭主导农村社会,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的重心;家庭实现平权,代际关系平等化;家庭内部男女关系平衡,妇女拥有平等的家庭权力,等等。这一时期(2000年以后)农村社会没有激烈的矛盾,甚至家庭争吵、邻里摩擦都较少,自杀现象也只是零星出现。

但是,在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变动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二者变动不一致或不匹配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459.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6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