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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城市化与中产阶层成长——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扩大消费

更新时间:2013-12-11 12:35:27
作者: 朱迪  

    

   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跳出收入-消费的理论框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通过壮大中产阶层来增强城市化对于消费的驱动作用,这样既能够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也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证分析发现,中产阶层购买力较强、消费欲望也很强烈,是扩大消费的主要驱动力;边缘中产阶层,主要由有一定技术或工作经验的农民工和底层白领以及失业或收入较低的大学毕业生构成,也显示了相当程度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尤其体现在购房和休闲服务消费上,因此也是内需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建议政策设置应着眼增强边缘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及社会保障。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动力,一是大众消费,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现实中我国也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有条件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对于扩大消费也有推动的作用(李培林,2010)。今天在大众消费的背景下,中产阶层已成为消费文化兴起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扩大内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不仅有较高的经济资本来负担多种多样的消费活动,也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以新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带动消费市场的活跃。笔者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和大学生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其中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工和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收入和工作一时不太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称得上“边缘中产阶层”,即他们也是最有可能上升流动到中产阶层的一批人。他们不同于典型的体力劳动者,这群“边缘中产阶层”具有一定向上流动的动力,他们有一些跻身中产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向往有物质保障、有品位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如果能妥善解决这群边缘中产阶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将会极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同时更能产生新的需求增长点。

   为此,本文尝试跳出收入-消费的理论框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通过壮大中产阶层来增强城市化对于消费的驱动作用。我们通常强调的消费弹性较大的中产阶层到底是哪些人?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或者边缘的中产阶层被忽略了?这些潜在的或边缘的中产阶层是否具有一定的消费欲望和经济实力?理想一点假设,如果能够稳定住现有的中产阶层人群,同时增加这些具有一定消费欲望和购买力的边缘中产阶层的生活机会,则能够壮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并由他们共同发挥扩大消费的功能将更加强大。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思考扩大消费的问题,还能使得政策实施更有针对性,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作用。

   本文关注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的规模和消费模式特征。主要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调查时间分别在2011年和2008年,使用的是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28个省/自治区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69周岁的中国公民。两次调查所获得样本均超过7000人。

   一、中产阶层的界定和构成

   关于如何定义中产阶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经济学家和官方统计常常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作为标准,即使用“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的概念来衡量中产阶层。国家统计局(2005)将年收入在6-50万的城市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约占城市家庭总数的5%。但是,单独将收入作为测量中产阶层的尺度是不可靠的,因为收入本身既不能反映雇佣关系也不能反映文化资本。因此,社会学家大多倾向使用能够体现劳动力市场中所处地位的职业指标(陆学艺,2002;刘欣,2007;李友梅,2005),或者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并综合教育和收入的测量尺度(周晓虹,2005;吕大乐、王志铮,2003;李培林、张翼,2008)。

   本文认为,构建一个以职业为基础、较为综合的测量指标对于转型中的社会还是比较恰当的。李春玲(2009)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和中产阶层初步形成时期,中产阶层多元身份特征的一致性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的中产阶层,因此,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规模采用多元指标更为合适。李培林、张翼(2008)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从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这三个维度来研究中产阶层。他们将“核心中产阶层”定义为(1)各种领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自雇”和雇主)(2)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4001元或以上(3)取得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此外还有“半核心中产阶层”即符合其中任意两个维度的人群,及“边缘中产阶层”只符合一个维度的人群。研究发现,只有3.2%的全国人口属于“核心中产阶层”;如果算上“半核心中产阶层”,那么有12.1%的全国人口属于中产阶层,25.4%的城市就业人口属于中产阶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培林、张翼(2008)的分层模型为中产阶层的壮大阐释了一个理论框架,本文将采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考察边缘中产阶层对于扩大消费的作用。

   除了以上静态的视角,也有学者从动态的、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中产阶层的构成。严翅君(2012)分析了“边缘中产”上升流动的障碍,它主要包括发展阶段的局限、制度体制的分割,以及强势阶层的挤压。李强(2010)将中产阶层的候选群体锁定在农民工,他主张发展这群有技术、但由于制度限制而“无地位”的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从而达到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是:不同于现有的一些试图“整体性”地增加收入、优化社会保障或者改革户籍制的建议,它能够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同时也尽可能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文认同这一思路,主张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作用,通过增加他们的就业、受教育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来促进内需的拉动,这种社会结构的视角既能较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又能够促进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

   为此,本文主要关心的也是城市化对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影响,其实证分析也只考虑城镇地区的样本,即从居委会抽取样本,不考虑户口属性。本文的分层框架首先将城市人口划分为三类职业群体,精英、白领和体力劳动者,其中白领和体力劳动者内部的划分综合考虑了收入(经济资源)和受教育程度,如图1所示。虽然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的边界仍有争议,但是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专业技术的脑力劳动者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层”,很多现有文献也将他们称作“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如边燕杰、刘勇利,2005),即为图1中的A块。其次,虽然本文不赞成用收入来单维度地定义中产阶层,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得不承认收入或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是影响一个人消费模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也将一部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白领——脑力或半体力劳动者——归入“中产阶层”,即图1中的B1和B2块。

  

   图1 城市中产阶层的划分体系

   注:此图所划分的比例并不代表各阶层实际所占比例。

   二、中产和边缘中产的消费模式

   本文以收入弹性较高的消费领域来研究消费模式。目前,学界达成共识的拉动需求效果最强的是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这些商品价格昂贵,并且能够消化一大批基建和工业的投资。此外,还可能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消费领域有:数码产品、奢侈品和服务业。根据已有的数据,消费模式的实证分析包括日常支出及构成,住房、汽车、数码产品的拥有和消费意愿以及休闲服务消费。

   1.日常支出及构成

   分析发现,中产家庭④的日常支出显著最高,2010年平均100595元⑤,其次为边缘富裕家庭,平均85762元;而边缘知识家庭和边缘白领家庭的支出较低,分别为79532元和44020元。图2显示了各阶层的家庭日常支出构成。其中在家饮食仍然是各阶层的主要消费,其次为购房首付和房贷支出,对于中产家庭来说,购房支出甚至比在家饮食支出略高。这一项在边缘富裕家庭的各类支出也很显著,且在家饮食和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中产家庭,这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消费模式特征;而在外出饮食、家庭耐用品购置、教育和人情往来上,边缘富裕家庭的支出仅次于中产阶层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家庭和生活“小康”的边缘富裕家庭的购买力都较强。从这里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收入并不算高的边缘知识家庭的支出也很高,在饮食、衣着、家庭耐用品购置、教育的支出都紧随中产家庭之后,而房租和医疗保健的支出甚至高于中产家庭,体现了该阶层的生活压力。

   图2 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生活支出构成(单位:元)

   就注重服务购买和体验的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来讲,中产家庭和边缘富裕家庭2010年分别支出了4178元和2984元,各占家庭总支出的4%和3%,而边缘知识家庭的该支出也达到了2880元,占家庭总支出的3%左右。如果将文化、娱乐、旅游和家电、家具、家用电器等耐用品购置加在一起可以构建一个“享受型消费”的指标的话,中产家庭的该支出占总支出的16%,远高于其他阶层;边缘富裕家庭次之,该支出占11%;边缘知识家庭则在这个指标上掉了队,享受型支出仅占总支出的8%,与边缘白领家庭和社会底层家庭较接近。

   这些发现说明,拥有丰富资源的中产家庭和一些“小康”的边缘富裕家庭既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较强的购买力,对购买服务和体验具有一定兴趣——他们是扩大消费非常重要的力量。而边缘知识家庭表现出一定的享受服务和体验的消费欲望,但受购买力不足的局限,特别在具有集体消费性质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支出非常高,接近甚至高于中产家庭的该支出。而边缘白领家庭的日常支出较低,娱乐型和享受型支出的比例也很低,高比例的支出来自在家饮食、医疗保健、教育和人情支出,在支出及构成上的特征更接近社会底层家庭,即边缘知识家庭和边缘白领家庭面临类似的困境——购买力都显著地受到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

   2.住房、汽车及数码产品的拥有和消费意愿

   城市各阶层家庭之间在住房拥有上差别不大,80%以上的家庭都以各种形式⑥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与早年间的住房分配制度有很大关系。但是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产家庭和边缘富裕家庭拥有两套房子的比例最高,分别占到各自阶层的13%和19%。分析也显示,65%的中产家庭为本人或配偶(共同)拥有住房,该比例接近边缘富裕家庭的情况,但是只有47%的边缘知识家庭为本人或配偶(共同)拥有住房,这意味着一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暂时没有自己名下的住房,其大都在30岁以下,他们是边缘中产阶层中向上流动机会最多的,随着工作经验和财富的积累,这一群体很可能成为房地产需求增长的重要源泉。

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家庭私人汽车拥有率已达20%。其中中产家庭有车的比例最高,占中产总体的37%;其次是边缘富裕家庭和边缘知识家庭,有车的比例分别为37%和35%;社会底层家庭的有车族仅占8%。而从年龄结构看,中产私家车主比边缘中产的私家车主稍微年轻些,平均分别为38岁和41岁。相比较而言,中产家庭有房(不考虑产权所有者)有车的比例是最高的,占中产总体的35%;但是仍有56%的中产家庭有房(不考虑产权所有者)无车,这点跟西方社会中有房有车是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有很大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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