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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我们今天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宗教观?

更新时间:2013-12-07 22:43:26
作者: 李向平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当代中国人理解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因此,正确理解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乃是认识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与变迁中最重要的理论工作之一。如果我们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鸦片论”进行深刻的重新认识与理论分析,我们则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其真实的意义在于强调宗教问题即是社会问题,而可以称之为“宗教社会论”。它说明,宗教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随着社会问题的改变而改变。

   一.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实质,既非无神论,亦非鸦片论;马克思的宗教观,实乃把宗教问题转换为社会问题、把神学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宗教问题即是社会问题;宗教出问题,根子在社会。这应当是理解马克思宗教观的最紧要之处。结合马克思有关宗教的其他论述来看,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个伴随社会变迁而加以变迁的价值体系。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之所以会成为鸦片,是因为宗教与统治权力的结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宗教的统治就只能是统治的宗教、政治意志的崇拜”。(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当宗教成为国家的精神的时候,国家成为神权国家的时候,宗教就会成为鸦片了。因此,当传统的权力政体成为了武器的批判对象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就要对鸦片化的宗教,使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批判。因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如果伴随时代的变迁或权力政体的改变,促使宗教与统治权力发生分离,那么,宗教“鸦片论”及其相关问题就被自然取消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社会解放、权力民主化结果, “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正是以此为基础,宗教就会从国家权力之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存在。与此相应,人们对待宗教的方法,也就会从“宗教鸦片论”转变为“宗教社会论”。否则,我们就很难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理解宗教信仰体系在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以及从经济基础来说明伴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宗教信仰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宗教观称之为“社会的宗教观”或“宗教的社会观”。

   二. 从“宗教论”到“宗教社会论”

   对于获得了国家政权的革命党而言,如何以无神论的思想主张对待宗教信仰,似乎就成为革命党对待宗教的主要方法。

   这种理解对不对呢?其中,是否存在着一个从鸦片论到无神论的演变过程呢?是否存在这一个使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法作为有神、无神的潜在性判断标准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无神论如何能够作为革命党处理宗教信仰有神论的基本方法?如果无神论真正成为了革命党国家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标准,那么,无神论的思想方法是如何来确定有神与无神之间的区别呢?然而,无神论者如何能够像宗教信仰者那样,能够知道上帝或神灵是否真正的存在呢?宗教信仰者能够感受到他们信仰的上帝或神灵的存在,但无神论者却不可能去感受上帝或神灵的存在的。因此,无神论者对待有神论者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出自于政治神圣性的标准。因为,无神论者是难以具有充分的理由来证实或否定上帝与神灵的存在的。这应当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倘若人们执意要如此为之的话,这就很有可能,已经将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思想斗争方法作为是否有神的判断标准了。对于此种偏向,列宁曾有所批评。列宁说:即便是获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这种对待宗教信仰及其有神论的政治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列宁面对的宗教信仰有神论,不仅仅是宗教与国家、统治者领域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还要面对获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进而面对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与苏维埃国家之间对待宗教信仰有神论的关系问题。

   为此,列宁指出,宗教信仰在国家层面是私人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层面则属于思想斗争的公共问题。就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的无产阶级的事情。(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

   仔细体会列宁的相关论述,列宁似乎从宗教管理与信仰实践的层面,甚至是在区分了公--私领域的前提下,分别了政党管理宗教与国家管理宗教的不同。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在列宁这里,就演变成为了国家与政党处理宗教信仰的基本方法,而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原则,即应定位于社会管理与国家公共事务、以及国家公民的私人问题这样几个层面。

   依据列宁对于宗教信仰问题在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分工,这就是国家管理宗教,政党面对思想信仰。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即使是政党面对思想信仰的方法论问题,其中也有革命党与执政党的不同。列宁讲的是革命党处理宗教信仰有神论的方法。所以,其革命的使命与色彩格外的沉重,促使人们倾向于把革命党时代的“宗教鸦片论”,几无改变地承继下来了,视为革命党及其国家对待宗教信仰有神论的武器批判,同时也作为革命党对有神与无神的判断标准。往昔革命党及其国家在对宗教信仰有神论的处理方法之上,之所以会出现偏差,导致意欲用革命手段消灭宗教信仰有神论的结果。这似乎就是这种宗教观的错误实践。

   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可以说是无神论政党。革命党所致力的思想斗争是一个革命党及其国家的公共事情,而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被处理为私人的事情。这就是用批判的武器来处理宗教信仰有神论,其后发展为武器的批判,使用阶级斗争方法、用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差别,来划定阶级、区分敌我界限的方法,以武器的批判替代了批判的武器,处理宗教信仰有神论,试图最后彻底解决有神论的信仰问题。

   诚然,从革命党演变过来的执政党,作为公共管理社会的政治政党,则应当超越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简单对立关系,不再以思想斗争作为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方法;其以社会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思想斗争为思想、文化的建设。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为一体的“五大建设”之中,宗教就能够并且已经转换为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资源之一。

   三.宗教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宗教的分析是基于宗教与当时社会的关联,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