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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道通:建国初期的“敌人刑法”及其超越

——兼评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

更新时间:2013-12-05 23:17:11
作者: 蔡道通  

    

   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可谓任重道远、压力空前,在法律传统与现实社会问题(包括犯罪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国家与社会形成对犯罪、刑法以及刑罚的理性认识最为困难。[1]但是,新中国刑事法律的发展与制度变迁仍然是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就观念与制度层面来说,最重要的标志是刑事法律“话语”[2]的转变以及背后的观念变革[3],其中,对刑事司法处罚对象[4]认识的“话语”转换——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敌人”,到改革开放后的“犯罪人”,再到晚近的“犯罪的人”——就是这种历史性变革的适例。[5]本文将与这些概念(敌人、犯罪人、犯罪的人)相对应的刑(事)法(政策),分别称之为“敌人刑法”、“犯罪人刑法”与“犯罪的人刑法”。

   我认为,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革”结束前,刑事法律(政策)基本体现为“敌人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其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基础,它是新中国刑事法治的历史起点,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它也具有内在的缺陷,“敌人”与“人民”二元区分,易使法律问题意识形态化,导致刑事法律的不安全;也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基本的等价关系与平衡状态被颠覆;“主观恶性决定论”,易使刑事法律的适用走向极端。走出“敌人刑法”困境是中国社会发展、政治文明与法治进步的必然选择与要求。改革开放以后,就刑事司法的处罚对象的认识,“敌人”开始让位于“犯罪人”,政治的价值与评判第一次被法律的规范标准与评价所替代,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也实现了“敌人刑法”向“犯罪人刑法”历史跃进。1990年代之后,“犯罪人”又逐步向“犯罪的人”的意义转变,即作为法秩序主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人的“另类”意义上被渐次认识,犯罪人的法秩序的主体地位与身份得到实务与理论的逐渐认同与尊重,刑事法律所涉问题日益具有了宪政层面的地位与意义,这是中国刑事法律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的标志,也预示着中国刑事法律又一个发展新航程的开始,“犯罪的人刑法”也初见端倪。在当下的学术界与实务界,应当提防由于风险社会的到来,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焦虑与恐慌所产生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敌人刑法”理论带来的危险,对于德国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的引入,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学术警惕。

   一、建国初期的“敌人刑法”及其表征

   “敌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首先它是军事术语,然后是政治词汇,最后才可能是法律话语。[6]其使用最多的地方当属于战争中,往往指“敌对的方面”,“敌对的人”。“敌人”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自己所受到的威胁、自己方面力量聚集的重要性以及消灭对方保存自己的急迫性。因为来自敌人的“威胁使所有的人都平等,威胁针对每一个人”,因此,必须“迅速吸引所有受到相同威胁的人;他们极其密集的聚集在一起,为了抵抗而服从于共同的行动方针。”[7]存在敌人,意味着共同行动的开始;存在敌人,意味着战争手段的正当;存在敌人,意味着战争的最终目标的确定——对敌人的消灭。也就是,敌人意味着战争,战争意味着“把敌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人们互相打到‘最后一个人’。绝不‘宽恕’”[8]。只有消灭“敌人”,才能真正赢得解放。军事术语进入政治领域后,敌人则意味着阶级利益完全对立的一方,如果要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并消灭敌人,“解放意味着取缔精英政治而将变革过程的控制权力交到广大民众手中”[9]。

   李欧梵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两种“大叙事”——民族主义和革命是中国“现代性”的两大意识形态。[10]作为最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革命是一种热切的、动荡的兴奋”[11],革命意味着什么?革命往往意味着断裂、意味着颠覆、意味着裂变,也意味着新生。但也不是所有的断裂、颠覆都是革命。学者指出,当一个集团在同一个宪法体系框架内,并按宪法规定的和被接受的程序,从另一个集团手中取得权力时,不是革命。当宪法和政府都被重建时,革命就发生了。[12]中国革命是典型的政治革命,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旧王朝的覆灭,一个新的宪法秩序与人民政权的诞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蜕变与秩序重建,表现为突发性的、暴力性的政治演替,是一种通过群众运动与采用暴力推翻原有政权的政治秩序。[13]这种革命,意味着对“敌人”的消灭以及人民的成长。

   “敌人刑法”理论就是在“革命”的意义上展开的,是在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过程中,刑事法律在革命与建设中被赋予的任务与功能的定位。其基本的认识是,刑(事)法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工具,其所针对的对象是“敌人”,其主要的目标应当是最大限度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以保护人民与国家的胜利成果与基本安宁。新中H建立初期的刑事法律的立法与司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主要体现为“敌人刑法”的上述要求与特征,并且刑事法律是与政治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政治构成了社会的中心,政治话语取得了当然的中心话语地位,政权的巩固是国家的主要任务。犯罪与犯罪人、敌人以及“反革命”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并且是在政治的层面与高度进行评价。政治目标、政治运动、政治忠诚乃至政治口号,成为区分犯罪与否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也成为刑事法律捍卫的首要任务。“敌人”与“人民”就成为关于人的政治与法律的基本两分法,顺理成章的,应当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反革命,死刑、无期徒刑往往成为刑罚的当然选择。

   (一)“敌人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是“敌人”对“人民”的集体侵害

   刑事法律的核心问题是,使国家强制权正当化,即为国家权力的运用找到正当根据。[14]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一个民族的形成似乎有赖于领导层及其追随者们具有发现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的能力,正是以这些符号系统为基础,他们之间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厦的建立也才会具备重要的根基。[15]在建国之初,新生的共和国遭受到空前的巩固政权的压力,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匪徒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穷凶极恶地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此时,什么样的符号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全体民众,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并且能够稳定民族国家大厦,就成为政治领袖进行政治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早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6]敌人与人民,以后一直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也成为政治动员的基本符号系统。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立法,此时,刑事法律司法的符号系统,如果要取得正当性,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要对敌人进行镇压;其次是”命名“问题,[17]即”谁是我们的敌人“?前者解决的是镇压与打击的正当性问题,后者处理的是镇压与打击的范围问题。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敌人“的破坏与反抗,”特务匪徒的猖狂,真是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了“,”不坚决消灭人民的敌人,就没有人民的胜利,不坚决地将残余的美蒋匪帮这一群豺狼镇压下去,就没有人民的安全和人民胜利的巩固,对于他们的仁慈、宽大,就是对于人民的残酷,就是把伟人的人民革命事业当儿戏,就是对于人民不忠诚“。[18]安全,是个人生存、发展的起点,也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任何法律都首先要以保障安全为目的指向,”关心公民安全最后的和也许是最重要的手段是惩罚对国家法律的违法行为“[19]。敌人的凶残以及对人民的威胁,自然会激起人民的”集体愤怒“[20],对敌人的镇压,无论是从政治、法律还是民众的心理,都具有其正当性的基础。

   对敌人的镇压具有了正当性之后,问题就转化为敌人范围的确定。此时”敌人“与”人民“的归类,就成为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简单、明确刑事处罚对象并决定其命运的问题。[21]明确了”敌人“界限,也就确定了人民的范围。归类为”敌人“,就意味着必须成为被”毁灭“与被消灭对象,成为人民,就意味着进步与安全。为此,”命名“就成为最重要的环节、过程与任务,没有被”命名“,就会产生”无名“的恐惧。

   在命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谁有权力进行”命名“?谁”掌握生死大权的话语“[22],”谁在说话?在说话者个体的总体中,谁被给予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权利?谁有权这样做?谁从这当中获得了其自己的特性——威信?“[23]所以,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决定问题的”标准“。同时,通过”命名“就可以对人与物进行归类,命名”无异是在提醒,通过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你想要了解或者必须了解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因为,叫你这个名字,就等于是给你一个现成的行为信号,当你与一个陌生人狭路相逢时,对方什么都不必做,只要报上姓名,就会让你产生几乎是自发性的回应,对他采取开放或者封闭、欢迎或拒绝、接纳或排斥的态度与立场“[24]。

   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中,理所当然,对敌人与人民的命名,是由代表人民的党与政府进行的。[25]这是人民政权与共产党人的性质所决定,也是由法律的阶级属性所必然推导出的结论。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刑事司法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命名“意义,因为它直接决定我们对不同对象应当采取的行动方式。既然是敌人对人民的集体侵害,人民就有权力进行集体的”自卫“。对于敌人,甚至军队都应当参与对它的镇压,即便是在非战争时期。因为从源头上说,”敌我“的区分,本身就是军事战争的产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明确规定了执行命令的主体与”敌人“的范围,指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26]。当军事手段必须让位于非军事手段时,对敌人的镇压,明确范围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1951年2月20日,彭真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和其他在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绝不能宽大,必须予以严厉的镇压。该杀者杀,该关者关,该管制者予以管制,绝不能优柔寡断,姑息养奸。而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穷凶极恶地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更明确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二)”敌人刑法“以彻底否定以往的刑事法律代之以人民性法律为基本的要求与特征

   学术研究表明,所有重大革命没有在第一天就成功地废除革命前的法律,并在第二天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永久的革命的法律制度。每次重大革命都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期间,相继迅速地制定了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和命令,并迅速地对它们进行修改、废除和更换。尽管其改变了法律传统,但最终它仍然保持在原来的法律传统内。[27]但是,中国革命却超越了这个历史传统而实现了质的变革。

   由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彻底的革命,阶级基础的差异与法律基础的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法律就难以为无产阶级政权所采用。对”敌人“的审判,当然就不可能运用”敌人“自己的刑法,这是自然的政治与法律逻辑。同时,法律也是政治革命的手段与工具,包括刑事法律在内,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具有独立的目的价值,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敌人刑法“,必然强调并突显刑事法律的阶级性质的本质差异。[28]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国民党的法律,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由于”国民党的法律,是为了保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与镇压广大人民的反抗;人民要的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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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事法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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