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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安倍修宪声中看日本与邻国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3-12-05 17:24:13
作者: 卓南生  

    

   针对日本宪法修改后可能的走向,日本媒体经常散播这样的论调:日本修改宪法充其量只能说是发展为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不是有道理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日本战后是怎么向邻国解析它的军事政策的。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当局为了消除各国对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戒心,其对外宣传重点主要是强调他们拥有和平宪法。1977年,福田赳夫也就是福田康夫的父亲在当首相时,还在马尼拉发表了一个"福田主义三原则"。

   "福田主义三原则"有三点:第二点和第三点强调的是要跟东南亚国家心连心,要相互平等看待,但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为什么1977年的福田赳夫要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呢?原因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各国(包括东南亚)都担心日本在搞军国主义复活的活动,特别是三岛由纪夫的切腹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很多国家都认为日本右翼、日本军国主义恐怕要卷土重来。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到了雅加达最后一站,必须以直升机飞离总统府,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民众对日本的不满。他们抗议、游行、示威,迫使田中角荣带着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不得不乘直升机逃离。所以当时日本当局称之为"战后日本南进的破绽",认为东南亚人还没有忘记残酷的战争,因此有必要向亚洲各国发出这样的信号: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既然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哪来的军国主义?然而在小泉时代,"福田主义三原则"已经悄悄地变成福田二原则,即删除了"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福田当年之所以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其潜台词是,军事大国可能会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前奏曲。

   另外有一种言论说,万一日本修改宪法(实际上是势在必行),日本也会遵循和平宪法的精神。对此,亚洲人民肯定会存有如下的质疑:在和平宪法还在推行、实施的时候,日本对派兵海外已情有独钟,一旦宪法修改了,和平精神真的还会继承吗?

   针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韩国等)的史观摩擦等问题,今天最常见的对策论是:各方都应该克制民族主义。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之下,民族主义已被定位为贬义词。事实上,在战后亚非拉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正面的名词。所谓排外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准确的说是指国粹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谈到民族主义,很多人把帝国主义崇尚的民族优越论,跟广大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独立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很多人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每当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总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转移到民众感情对立的问题上,好像两个民族之间,或者是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莫名其妙地形成感情对立的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把什么叫民族主义搞清楚。

   我发现,不少华文媒体在无意识当中跟着日本媒体滥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等字眼。战前日本传媒滥用这些词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亚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侵略,转换为反对日本老百姓,从而激发起日人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因为这里所指的"日",究竟是日本的侵略政策还是日本的和平路线是不明确的。"排日"或"仇日"的潜台词,则含有莫名其妙地就对某个民族感到厌恶与仇恨。

   "反日""排日""仇日"之滥用

   实际上,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亚洲人民对日本国策的反感与批判,与其说是来自"仇恨",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是非问题。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所谓"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的"日"是什么?"日"是日本?是日本人?是日本民族?是日本企业?是日本帝国?还是日本国策?这里面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那为什么战后的日本媒体仍然喜欢沿袭这样的字眼?

   因为以"国益至上"的日本主流媒体,要将亚洲民众批判小泉的错误言行,批判安倍的错误言行,转换成为是反对日本人、反对日本民族。

   这就是媒体在偷换概念。日本媒体偷换概念在战前早有前科,没想到战后还要继续沿用。

   日本人当中,既有反对战争者、也有积极参与战争者和被动参与战争者,这里面还是可以区分的。用笼统的字眼来表达,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会。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曾经把这一切都叫做"涉日"言论。但认真分析,用"涉日"也不很准确,战前日本的警察治安部门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如"涉日言论的调查"等。在战前,亚洲各国基本上是用"抗日",因为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压迫,所以要反抗。在战前,"抗日"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准确的。

   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一类词语时,应该不怕麻烦,把话讲清楚,比如说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要简称之为"反日"。不笼统地使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这些词,是避免混淆是非至为关键的问题。

   谈到民族感情对立的问题时,也许还得弄清是非与黑白的真相,各打五十大板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在谈论中日关系时,有人提倡"大国风范"论,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就应有大国的风范,应该采取比较大方的态度。表面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仔细分析,这其实是"强弱论"的思维方式。

   跟"大国风范"论近似的,有人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受到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因此容易患上"受害妄想"症,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想,也许有些个别现象是如此,但更多的情况未必是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来者是友善的,为什么要有不良的想象?如果来者不善,反对其实就是正常合理的反应。"受害妄想"症也是东京方面经常要渲染的一个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一些华文媒体中也常出现。

   另外,有人认为,亚洲各国人士一直以亚洲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是有时也应该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提倡所谓"换位思考"论。我想,认真比较与考虑双方的立场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离开是与非的基本事实,假如把是非问题混乱了,或者不强调是与非,不去了解,或者不愿意面对历史的真相,这种"换位思考"是不可能正确理解与处理中日关系,或者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的。

   "心态改变"论与"恕不奉陪"论

   同样的,有人倡议"心态改变"论,即主张改换一种心态来看待日本问题,其中包括对"爱纠结历史"的日本政客处之泰然,忽视他们的存在,采取"恕不奉陪"的态度。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主张以君子态度对待小人胡闹的超然姿态,殊不知不少糊涂史观与糊涂的政治判断,正是在这种不正视日本曲解历史,任由其播种的叫嚷声中生根发芽与滋长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曲解历史的教科书出现时,不少日本说客开足马力,四处散播所谓"采用率低于零点几,不足为畏"论,不少亚洲人士信以为真,于是息鼓收兵,等到发现其巨大危害性时,已为时过晚。足见"恕不奉陪",貌似超然之俗论提倡不得。

   除此之外,在华文媒体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日本已多次道歉"论、"战后日本和平"论乃至积极主张"未来志向"论。但认真分析,这些高论无一不是源自东京,即典型的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产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和平"论的大前提,是战后的日本受制于和平宪法,一旦和平宪法被对派兵情有独钟的安倍政权所废弃,谁敢保证不以史为鉴的日本不会成为脱缰之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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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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