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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昕:风险社会与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3-12-03 20:51:50
作者: 苏昕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体制变革和社会心理变迁,在风险社会作为全球的必然境遇和根本问题的今天,与此相关的各种风险越发凸显。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分析的:“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在泛城市化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1]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风险社会的风险对于每个阶层来说都是平等的,但是阶层之间在应对风险的能力、承担风险的责任上存在着先天的不平等性。在制度性风险面前,越是弱势群体越脆弱,越容易受到伤害。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城市新移民就属于这类群体。其中的大部分人处于社会底层,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缺乏实践的基础。因此,从社会风险角度出发审视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使公民权真正成为其抵御风险的制度保障,有助于解决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和公民权的进一步实现。

   一、风险社会来临与城市新移民

   1986年,贝克《风险社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他认为,现代社会风险四伏,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已经全球化了。“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2]中国融入全球化,既是一个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社会风险叠加、形塑的过程。作为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风险又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与运行轨迹。转型时期,传统风险和新风险呈现更复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风险样式的叠加,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的重合,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使得风险社会在中国有其独特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入城镇的行为被称为“新移民运动”,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重大社会变迁。[3]有学者指出,“城市新移民”在我国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了自身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具有定居意愿,并且在移居城市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拥有固定的住所的特殊群体。[4]2013年社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住人口比重升至51.27%,在此十年间年均上升1.36个百分点,[5]这表明中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城市新移民这个独特群体既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又伴生着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城市新移民从产生起就与社会风险紧密关联。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内移民的特殊群体,从动机上来看,他们不仅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且更迫切地渴望融入城市,不仅争取自身的经济、社会权益,也希望在城市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然而,在现行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连作为公民所应拥有的基本权利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脆弱的公民权催生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量社会风险,累加而成转型中国的社会危机。在风险社会中,城市新移民既是脆弱的群体,也是风险的重要来源。

   现有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多使用“农民工”这一称谓,此界定不完全符合当前城市新移民的特征,更忽视了公民权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所包含的包容归属之意蕴;研究视角也多从社会学、人口学理论出发,对个别地区城市新移民调查研究或分析;也有从政治学、法学角度或运用现代化分析框架等审视城市新移民的具体权利。从风险社会的宏观视角关注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脆弱性及其建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在认识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建构上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城市新移民产生过程,也是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过程;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体进步过程。社会领域的重大变迁之一,便是大规模的新一轮移民运动的发生。[6]这种重大的变迁,总体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因素不言而喻,伴随着城市新移民的诞生,中国社会高风险的特质也逐渐形成。其二,城市新移民既是风险社会底层受损害最深的一个群体;同时,从一个社会群体公民权利缺失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甚至引发政治动荡的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利的脆弱性又是生成和加大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

   二、风险社会中城市新移民公民权脆弱性的表现

   T.H.马歇尔将英国公民权利的形成归纳为从基本民权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三阶段演化,并标志着国家职能和相应制度的改变。基本民权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则是参与政治的权利,普遍的选举权是核心;社会权利则视公民当然享有教育、健康和养老等权利。他认为:公民地位才是所谓绅士生活的实质,也就是:虽然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制度也许永远难以消除,但它必须以一个平等的公民权为前提,才是可被接受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一个机会平等、符合人性和尊严的普遍公民权制度,任何社会差别或者社会阶级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将充满压迫、动乱和恐怖;反之,只有当普遍的公民权得以保障,一个容忍结果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社会秩序才可能维持,而且促使社会差异本身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也是整个社会学习共同应对风险的过程。因为只有当社会的每个成员拥有更为均等的权利和能力,才能提高社会的团结性,避免个别群体成为社会风险的唯一牺牲品。按照风险社会理论,风险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后果严重的风险出现时,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无法逃脱灾难的命运。然而,在现实中,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决定了各个社会群体应对风险以及承担责任的不平等。对于这些风险,不同的群体显然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并且在预防和应对上也有能力的差异。这些差异和区别正是社会不平等在风险领域中的反映。只看到风险的平等性,忽视风险责任和风险承担能力方面的差别,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在风险社会中进一步固化,不仅不利于各方平等地承担责任,也容易诱发新的矛盾和冲突。[7]

   在风险社会中,相对于社会的其他阶层,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脆弱性主要表现如下。

   1. 市民权利的不充分

   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市民权利,城市新移民的市民权利具体体现为劳动就业、取得报酬,拥有财产、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以及言论、思想与信仰自由的权利。

   工资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劳动报酬,是其获取劳动报酬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城市新移民在如今的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像政策预期的那样获得平等的就业资格。体制内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接纳他们,因此,通过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往往获得工资低、工作环境差、无福利保障的私企工作。城市新移民被排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边缘。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此群体2009年的平均月收入为1328元,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其在城市定居的重要障碍。[8]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职业和工种的限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新移民的劳动选择权。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最苦、最脏、最累、最险的行业,而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权益得不到保障。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规模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270多起。[9]在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方面,城市新移民因缺乏利益代言人及表达机制和能力,实际上也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以外。

   2. 政治权利的不完备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城市新移民作为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也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体系之外。按照马歇尔的观点:“政治的要素指的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择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从马歇尔的理论中,我们认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内涵指的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社会生活领域取得自我实现的权利。狭义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广义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包括表达权、参与社会的管理权等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理应是城市新移民享有的合法权利。英国学者J.P.史密斯认为,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里,有相当比例的最为脆弱的群体正在被有效的政治话语所摒弃。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对政治过程失去兴趣。城市新移民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正遭遇这样的命运,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在权益表达方面的失声导致了群体的弱势恒弱。

   从选举权看,事实上,城市新移民已经从户籍所在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但在城市中他们又不能拥有正式户口和市民身份,在中国城市现行政治体制之下,他们也就不得不成为了从不或者极少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边缘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参与其他相关社会事务的渠道也不畅通。城市新移民成为失去制度化表达机制的弱势群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决策者无法倾听同为公民的普通民众的声音”。

   从参与权看,城市新移民政治参与权的缺失直接导致他们在利益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各国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是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但是现代政治运行的现实告诉我们,政府在利益的分配上往往会作出牺牲社会弱势群体的选择。政治表达权作为政治参与权的一项具体内容,城市新移民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合法性组织,行使政治参与权,表达其利益诉求。但事实上,参与合法组织的比例非常小,也就谈不上表达权利的实现。

   3. 社会权利的滞后性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社会要素指的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岛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根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与这一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保障权利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1949年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做工,他们已经成为新产业工人的重要主体,城市新移民实质上已经不再是事实上的农民,但却依然拥有农民的身份,作为新移民的社会权利也由于这样的身份而处于缺失或受损的脆弱状态。具体表现为:第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的城市新移民,养老问题也处于边缘化状态。第二,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伤残医治赔偿困难。工伤保障权利的缺失对于从事危险作业的城市新移民加大了风险度。第三,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基本处于未启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新移民在面临工业化有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的同时,又面临着因户籍歧视而使失业风险进一步加大。女性新移民的生育保险的缺失,使得这一边缘群体面对生育风险更加脆弱。第四,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使城市新移民被排除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原本脆弱的群体更无法抵御各种风险。第五,城市中的受教育权。第六,文化权利是社会权利的一个基本方面。城市新移民的受教育权主要表现为接受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的权利以及其子女与城市居民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瑞典著名教育学家T.胡森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由于户籍问题、身份问题,加上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等因素,在城市中新移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脆弱的文化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利受损,不仅导致城市新移民自身知识和文化素养缺失,而且导致城市新移民子女缺乏社会上升流动,不平等的教育权利带来阶级再生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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