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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昕:风险社会与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3-12-03 20:51:50
作者: 苏昕  

   三、城市新移民脆弱公民权的风险后果

   城市新移民作为社会结构的底层,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现代化实行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势必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城市新移民处在各社会主体的底层,社会转型和制度转轨导致的利益分配及协调机制缺失,贫富悬殊,市场秩序混乱、腐败问题、诚信缺失问题,无疑加大了原本就抗风险能力孱弱的弱势阶层的潜在风险;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生成和传递机制也使中国在受益的同时,遭遇到更多的社会风险。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无疑也是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过程,城市新移民脆弱的公民权使其在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无疑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后果。

   1. 城市新移民和原住市民在公民权上的不对等,造成了相互间的不安和焦虑

   贝克认为: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容纳能力不足所造成的风险正严重地威胁着城市的安全, 这一潜在的危险因素比任何常规危险都更加复杂、更具有不可预见性和结果的严重性。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我饿;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 我害怕。由此可见,在风险社会里, 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 由风险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引发了人为的焦虑。大量城市新移民涌入城市,使本来就稀缺的城市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城市的容纳能力不足导致新移民得不到公共资源的共享,原住民本来就脆弱和稀少的公共资源空间又面临被挤占的风险。“作为普遍现象, 焦虑源自于个体去超前思考及预期与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和必要性。但焦虑(或其类似物) 又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来自真实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存在独立于个体安全所隐含的个人和客体之外。”在近期异地高考制度的推进中,京、沪等地区新移民和原住民都格外的紧张和敏感,约辩、行为艺术甚至转化为肢体冲突,反映了共同的不安和焦虑。

   2. 公民权的不完整,特别是不平等的教育权利阻碍了社会流动,导致社会阶层的复制化

   在开放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底层的社会成员都不应该终其一生在父辈的阶层中,把这种身份再一代一代地传给后世子孙,而应该在不同阶层中流动,这种流动是社会公平效率的保证,更是社会发展活力的源泉。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

   目前,阻止社会流动的因素非常多,诸如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等,但教育不公平应该是最主要的阻碍因素。城市新移民能获得的教育资源量少质劣,造成了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女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面临严重不平等,这才是阻碍社会合理流动的关键。对处于城市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子女,学校没能成为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却成了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即使向城市新移民子女开放,但从其成长过程来看也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又制度性地自我放弃。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蔑视学校的规范和教师的权威获得独立和自尊,自愿提早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重复父辈的生活轨迹,复制父辈的阶层,甚至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种机制都没能导向社会流动,反而导向阶级再生产。这所造成的社会风险虽然隐性、缓慢,但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损害却是严重的。

   3. 公民权缺乏保护,强化了城市新移民的被剥夺感,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城市新移民来到陌生的城市,虽然忐忑不安,有所担心,但还是对未来怀有美好希望的,认为在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但现实不公平的残酷远远超出了预期,他们感到被剥夺与排挤。“当人们对美好未来本有所期望, 但突然之间又开始对现实这些期望的前途大失所望, 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会被充分地召唤起来进行冲突。”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 在人们认为自己实际得到的和期望得到的、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时, 就会产生一种被他人或社会剥夺的主观心理感受,是自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后的不满与积怨的结合。当某一群体普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时, 他们就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来强制性地纠正这种剥夺。城市中新移民多数处于社会弱势底层,他们在市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诸多方面严重缺失,使得他们在公共稀缺资源的获取上处于劣势,导致他们成为城市中最脆弱但又最多不满与积怨的群体,矛盾的燃点极低,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4. 新移民群体的庞大规模,也会为大的政治风波和动荡提供条件

   当被剥夺感超出忍耐的限度,抱怨和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生存受到挑战时,会出现强制性的纠正和强烈的抵制。这样冲突就产生了,它本身就是风险,而且会造就更大的风险,比如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一旦超越了一定的阈值, 即各种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完全失去约束作用时, 社会进入无序状态,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对城市新移民群体来说,当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生存空间的挤压达到一定的承受限度时,必然会以极端的方式来纠正这种剥夺,从而体现出生存原则至上。在选择生存原则时容易引发冲突与对立,带来社会秩序失衡。当社会规范不足以约束其成员的失序行为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又会危及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其失序行为所产生的共鸣与共振容易形成,但波及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难以预料和掌控。当前,随着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问题燃点的降低,社会危机事件“无直接利益或甚至无相关利益”的特点越来越显现,“官二代”、“富二代’的贴标签多体现了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剥夺和挤占的不满,由此引发的网络讨伐甚至群体性危机事件进入多发期。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同一群体在共同的利益、目标、愿景的基础上组合起来,极易对共同的利益受损、目标失落、愿景打破而产生共鸣,共鸣在特定的背景下释放,会由局部冲突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达到一定的规模时,会导致社会危机,这时的社会情绪极易与某种激进思潮相结合,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随着社会冲突升级,最终演变为严重政治危机的例子有很多,诸如近期的“阿拉伯之春”等事件都告诫我们要重视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市民权利受损的群体或者是被城市排斥和利益团体剥夺的社会群体,诸如城市新移民。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利逐步获取和受到应有的保障是化解局部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危机的关键。

   四、在风险治理中建构城市新移民公民权

   首先,风险社会强调共存意识,要从这个高度看待城市新移民的重要性。

   一般意义上,财富聚集与风险分配不言而喻流向不同,财富向上层汇聚,风险向下层转移。上层依靠权势、金钱、信息等优势会规避一些风险。但这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内在全球性与均等化,迟早以平等的方式危及所有的人,人人存在着风险命运。所以,要强调风险共存和共担意识。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建构预防风险体系,科学认识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研究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建构的意义。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以转型中国高发社会风险为坐标,在浓厚而合理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之下,既对传统社会发展方式与城市新移民公民权脆弱缺失进行反思检讨,又认识到在现代化的自反特性下风险作为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城市新移民国内公民权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认知风险、批判风险、超越风险的过程,公民权建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性生存方式,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的稳定与和谐的平衡只能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其次,风险社会强调责任风险预警意识,在建立完整有效的风险预警体制的同时,要建立体制机制来保障公民权。

   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越来越成为共识。政府主导,建立完善的法规,依法进行风险预警和治理是关键措施,这方面还处在探索的初级阶段。政府层面,往往风险意识薄弱,应对技能不足,仓促决策,匆匆上阵,缺少完备的风险预警体系和风险预警计划。民众方面,由于长期缺乏风险应对的教育,信息不对称,缺乏知情权,风险意识淡漠和容易产生恐慌共存。所以,建立完整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很重要。但消除当下社会风险隐患的关键是要真正建立体制和机制保障公民权,特别是弱势群体,诸如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

   第三,与风险社会的秩序不是等级的、垂直的,呈现出无序性相反,公民权的建构要优先推进社会权利。

   19 世纪末期之后,社会权利开始正式嵌入到公民权的结构之中。当公民权包含社会权利之后,马歇尔认为,公民权的平等原则将发生意义深远的转折, 而且它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将从根本上不同于此前。虽然马歇尔公民权分析范式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过去,动机也有差异,且马歇尔公民权分析范式存在自身的缺陷,但当今中国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建构优先推进社会权利却是最明智的选择。在新中国,按理想的类型划分,如果前30年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则是公民的经济权利。在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先选择则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民的社会权利。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选择。

   第四,建立责任共担意识,发挥每个治理主体的作用。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建构,要从风险社会和责任伦理双重视角去进行,和建立风险社会的道德之维同样重要,在构建城市新移民公民权时,每一个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要为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缺失承担相应的后果,为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承担相应的责任。城市新移民公民权脆弱性导致的风险在很大范围内体现的是制度性风险,与政治决策的失误和公共治理的失范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责任原则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问题的最根本、最切合的原则,也是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建构的基本原则。责任、特别是政府责任,既是风险治理的核心理念,也是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建构的关键所在。在建构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的风险复合治理的同时,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建构同样需要国家、市场、公民三位一体,多管齐下地综合进行。市场与公民社会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机制。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目前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维护个人的权利,增强相互的宽容。

   第五,将风险文化融入到公民权建构中。风险社会的公平性特征,使得每个个人和群体都难以逃避,所以建立风险共担的风险文化具有必要意义。建国以来的二元体制下,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巨大牺牲,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又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这场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变迁中,城市新移民公民权利的缺失和脆弱,既是风险的成因,又是风险的结果。作为二元体制和国家不均衡发展策略副作用的承担者之一,风险社会的危害在他们身上进一步叠加。社会不公平加剧了风险共担理念和文化形成的难度,更惶谈风险共担机制的建立。只有将风险共担的文化和机制融入到公民权建构的中,增加各方特别是弱势一方的参与与合作,分清责任,形成共识,才是风险消解与公民社会建构的关键。

   注释:

   [1]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社会: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2]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第37页。

   [3][6] 俞可平《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一种政治学解释》,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

   [4] 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融和之路》,载于《学海》2008年第2期。

   [5][8][9][10] 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46页,第13页,第14页。

   [7]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载于《绿叶》2009年第8期。

   来源: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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