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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价值标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历史法制得失评价标准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3-12-03 20:20:44
作者: 黄凯  

   三、法律的历史深描:哲学人类学的启发

   “法律史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哲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哲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对规范的需求和规范解决方案在一点程度上的永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显示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相反,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般丛本原则只有在具体的个别规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在具体判决的案例的判决中得到维护;如果他想认识现实,他就必须认识法律中的具体人物以及法律的可变性。”[5]没有法哲学的指导,法史学显然很难解决自身的价值迷惘但是,仅仅是法哲学的指导,还很不够。因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可以解决公共性问题,但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这一特定领域,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对此,西方著名学者、哲学人类学的开山人物格尔茨的代表性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可以为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许多启示与借鉴。这篇论文写作的背景有必要先做一个交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马林诺夫斯基日记在他逝世后被发表,给人类学界带来了一场有关学科品格的大争论。在这位人类学田野调查开山祖师的日记中,充满了愤懑、牢骚及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讨厌,更令人失望的是其中还充斥着许多对当地土著民族的歧视语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马氏生前发表的民族志中表达的却是他田野工作中的愉快和对土著民族生活的褒扬。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民族志描写中的真实性。[6]格尔茨看到了研究主体价值评判标准的缺失与迷惘正是导致这场争论的背后“元凶”,所以有意识地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一文中建构新的取代性的价值标准,拯救处于危机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研究。

   在《深描》一文中,格尔茨所想要解决的是人类学研究的价值评判问题。在他看来,人类学就是对人类文化的解释,民族志就是对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解释。格尔茨说:“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7]既然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必然具有意义纬度,对研究对象势必就会呈现价值差异,这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仅仅这样想,格尔茨就不是格尔茨了。他的雄心壮志是建立一门人类学解释科学,这种“科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科学,或者是借助于自然科学模式而建立的社会科学。在他内心,“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8]对文化的真正解释工作,或者说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深描。格尔茨天才地用四种眨眼来说明他的深描概念,a.无意的抽动,抽动眼皮b.向密友投去的暗号,眨眼示意c.对眨眼示意的恶作剧模仿d.小丑在舞台上表演眨眼示意。格尔茨说这四种眨眼就构成不同的文化一价值层面,包含了不同的文化一价值意义,深描就是要区分这四种眨眼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差别。格尔茨并没有反对文化意义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因为如果文化意义是私有的,格尔茨的论述就不成立了,这时候我们无法判断是抽动眼皮还是眨眼示意。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知道别人的所有暗号,那些暗号就不会再称之为暗号了。格尔茨的意思显然是要把这些内容排出人类学研究领域,他的深描只在某个社会所共有的文化上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目标也只是这些对这些公共文化的解释。[9]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价值标准的迷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学的困境。如何处理研究主体与对象的价值意义错位,是突破西方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关键。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历史和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法学研究者,价值意义具有公共性。无论是传统的儒家标准,还是当下的现代化范式,都代表了国人对自己国族法制历史的价值梳理,从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异,所谓暗合正是如此。如果研究主体是西方汉学家,他们奉行的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法制历史研究之间反倒存在严重的价值偏差,需要事先的价值调校,难度更大,更应当谨慎从事。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反倒显得比较客观公允,因为他们极力摆脱价值意识形态的束缚,追求叙述的真实,描写历史而非重构历史。这给我们当前研究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有必要抛弃大词的价值诱惑,关注法制史不同历史阶段的微观文化差别,在公共的中华法律文化传统中找寻细微的类似于“四种眨眼”那样的法律意义,迈向法律的历史深描。惟有如此,中国法制史研究才有走出价值迷惘的希望。

   【作者简介】

   黄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检察职业学院讲师。

   【注释】

   [1]参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参见许纪霖:《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前注[2],许纪霖书,第206页。

   [4]参见梁治平、齐海滨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5](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6]参见澜清:《深描与人类学田野调查》,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8]前注[7],格尔茨书,第5页。

   [9]参见前注[6],澜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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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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