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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侃夫口述: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更新时间:2013-12-02 23:55:00
作者: ​宋侃夫  

  

   采访:齐特

  

   整理:齐特

  

   一、重操旧业

  

   1930年,我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 1,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同志 2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 3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过去整天在群众中活动,东奔西跑,现在非常安定,深居简出,来往人员很少,一心一意埋头技术学习,完全摆脱了群众工作中那种纷繁忙乱的复杂状况,也增加了安全感。客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开始我还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也感到了这一变化给我带来的好处。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知道在白区学习的时间不会太长,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能够独立工作,以应付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一个是广东人,姓名忘记了,一个姓周,当时只十七八岁),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同志派翁英 4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 5,伍云甫、王子纲同志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收英文一百二十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八十到一百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十五瓦功能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同志(1937年在西路军阵亡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脑脱路 6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此人,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突然,有一天陈寿昌同志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英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 7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同志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英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同志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同志接替陈寿昌同志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的太久了,我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同志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的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人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他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的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 8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明天去天主堂医院去拿药,然后到另一个房间,有交通在那里等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当即改装,我们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 ,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我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同志,任炳煌同志,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同志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塌实,睡得很香。

  

   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一百里路,当天行军五十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当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只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此时,身体虽感十分疲劳,但心情异常激动。沿路看到的是少先队的岗哨,听到的是劳动妇女的歌声,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精神怎不为之一振?两腿顿感轻快得多了。经过沿途老乡的指点,肯定在晚饭前就可以赶到目的地——新集。当我进入苏区的腹地后,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走了十几里路之后,爬上一座小山,山梁上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在放哨,她们笑着对我说:“同志弟坐下歇会儿吧。”看了我的路条后,她们给我倒茶,问长问短,十分热情,看到我穿的鞋子太大,帮我在鞋子上缝了两根带子,当我拿铜板给她们表示谢意时,她们却哈哈大笑觉得十分奇怪。反而以警惕的目光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上海,她们说:“上海?是中央来的?”我说是的。她们不但放了心,而且更加热情,一再要把我送到新集,我婉言谢绝了。但无论如何要我装点干粮,并把我的上衣扣子重新钉好,给我削了一根柴棍做为手杖,一再叮嘱我:“好走。”对待一个路人如此体贴入微,顿时一股欢快炙热的暖流浸透了我的全身。我想,今后我就将生活在这样的“同志爱”当中,这是真正的幸福啊。

  

   午后,我一个人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独自行走了三十多里路,并不觉得孤单,而“同志弟”这一新的充满阶级友爱之情的称呼,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进入苏区的第一天,就使我激动不已。这时路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曙光就在前头”,更加使我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尽管它是艰苦的、险恶的,但也是幸福的、愉快的,因为“曙光就在前头”。

  

   在天色将黑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同志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同志、王子纲同志。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各人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样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将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球赛、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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