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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

更新时间:2013-12-02 22:50:34
作者: 杨兴培  

    

   【摘要】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关键词】古代判词;法学价值;文学价值

   判词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解决民间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止争定纷的一种法律裁判文书。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判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人类自从走出丛林、走出伊甸园结成社会关系以后,就存在着各种矛盾纷争、利益纠葛和怨恨仇杀,面对种种人间是非,人类要么各退一步自相和解,要么诉至衙门请求官府了断,臣服法则,要么就是拳脚相向、刀枪出场,奉行强盗逻辑以至于鱼死网破。但是在社会常态的背景下,人类内部解决矛盾是非的多种可选方法中,臣服既定法则诉至衙门请求官府判明是非、了断纠结应当说是人类经历太多血腥争斗以后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正因为如此,官府乃至官吏们便时时充当青天大老爷,为民解忧排难;于是就有了一份又一份定纷止争的古代判词;也为当今时代提供了借鉴资源。虽然今天的司法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判词作为一种时代印迹,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不灭的原理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判词依然有着还可以、也需要我们继承的文化精华,中国古代判词中的法学与文学价值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依然可以通过现代判决书的形式得以延续。

   一、古代判词的历史演绎与核心价值传承

   就一般意义而言,判词是判决结果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如何说服当事人的劝解词和说理书,更是体现国家法律权威性、国家行为严肃性和国家命令强制性的裁决令。因此,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判决内容,如何让社会公众了解和服膺既存的案判谳定,制作好每一份判词就成了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涉讼判词,是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夷王或厉王年间的一个诉讼文书—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出土的《*匜铭文》。该铭文共百余字,记载了一桩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判案依据是当时认可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已经具备判词的雏形。[1]中国古代判词自西周起始,历经三千余年而传承于世,其表现形式从秦汉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再到唐代以事实作为铺陈、援引律例为据制作判词;从唐代判词的“语必骄俪、文必四六”到宋代的判词变骄判为散判、凸现司法功能,再到明清判词的“简当为贵”风格,直至民国时期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形成“主文一事实一理由”三段式定罪判案模式,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判词风格各有特点,但其中所具有的法律价值与文学价值却一直得到传承和延续。一些上好的判词在时人的整理汇总下记载于书籍,传播于官场,甚至通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深深烙进百姓的心间。

   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首先体现为判词是当时司法活动过程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司法活动内容。尽管司法活动在其初始之时还呈现出比较粗糙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西周时期在青铜鼎上用大篆书写的中国古代第一份判决书,还是西周中期《尚书·吕刑》所载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后所作的敬畏天严“其审克之”的纪录,或者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当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时,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法律效力的办案要义,判词折射出了礼法相通、理法相容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法律文化传承。比如根据《*匜铭文》记载:三月甲申日,伯扬父在纣王的面前宣布对牧牛的判决,说:“牧牛!过去你任职的时候,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今天,你必须再立信誓。你只有恪守自己的誓言,才能重新担任官职。按照你的罪行,我本应鞭你一千,施以墨刑。现在我宽恕你,鞭你五百,罚金三百鎱。”牧牛于是向其长官立誓说:“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和你争讼,不再以各种大小事扰乱你。”从这个最早的带有判词雏形的内容来看,除了铺陈事实之外,重在阐述道理、判明是非、止争罢讼。当然在远古时期,人类刚刚从原始时代走来,社会还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此时的判决还谈不上引经据典、援引法条,但这并不影响依照人类固有的伦理道德原则来明理处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逐渐登上国家舞台。但在中国古代,法律并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手段甚至还不是主要手段,礼法并重,法寓于礼之间,礼为法律先导,法为礼制保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主要原则。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2]“凡治天下,必因人情。”[3]所以在判词中尽可能阐述伦理,借此说教万民,降服凶恶,善法为治,凡事方庶几可成。为了追求司法活动的公正、公平,以实现案件处理的正义所在,正如韩非所说的那样:“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4]于是如何选择好的法官成了司法活动的重要一环,反映在判词中,断案者重在说理服人,而刑罚处罚并非是判词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中国古代判词的一个重要侧面。关于这一点,《尚书·吕刑》提到:“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即:刑罚不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但要让受刑罚的人感到比生病还要痛苦。因此,要用善良之辈而非不良之徒审理案件,这样才会公正合理。要学会从矛盾处考察供词,使不服的犯人也得服法。应当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诉讼案件,明白无误地检查刑书,互相斟酌,以公正为标准。用刑当罚,要详细查实。案件判定要做到使人信服;即使改变判决,也要使人信服。

   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保持着相同的步伐,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吏集行政、司法于一体而且各级官吏大多是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而任职的,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因此,大多数文官都是以饱学之士的儒生身份出现在官场舞台上的。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必然导致司法官不仅注重个案本身的公平、正义,更关注个案判决对整个管辖区内道德风尚、和谐秩序等影响。而司法官儒家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不单寻求判决的合法性,更追求判决的合理性”。[5]官吏儒家化的发展趋向也使得古代判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判词的制作往往具有诗性化的表达形式,充满了儒家文化的仁爱关怀和嫉恶如仇的人间常情,呈现出“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盛世局面。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古代判词的制作十分严肃,唐律对判词的制作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制作判词时“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6]以至于“用法权衡,真锱铢必慎哉”,[7]这表明制作判词必须十分慎重,反复推敲,方能达到下笔如铸、一字千金的效果,同时又十分讲究技巧,许多判词不但引经据典、对仗工整,而且辞藻华丽,文采飞扬,从而使得本应引律作判、重在说理的古代判词因文情并茂而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这不但得益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历代文风的浸润,而且还得益于中国古代开科取士制度重视对判词的写作,使得断案者不但要秉承良心,熟稔法律,机巧聪慧,还要具有人文底蕴,通晓古今人事。古代的判词既有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者,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徐公谳词》、同治年间的《樊山判牍》中有些判词达数千字之多,亦有言简意赅、精练短巧者,如北宋年间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入死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只得服罪。再如清乾隆年间,一寡妇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断案,只判了一个字:“嫁!”

   唐、宋、明各朝开考选官,均以试拟判词为取士标准之一,由此使得判词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的文人学士多有优美判词传世,唐代王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明代海瑞的《海瑞集》等,其中都有判词的收录。又如唐时张鷟的《龙筋凤髓判》、宋时朱晦庵等人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明时李清的《折狱新语》、清朝于成龙的《清朝明吏判牍》、樊增祥的《樊山判牍》等等,都是汇判词成集的专著,其中很多判词都是上等佳品,为后人所欣赏称赞。其援引儒家的仁爱道德理论和仿照先贤前哲的忠恕公正,斟酌人情,用循循善诱之词劝导百姓去恶向善以求“无讼”的告诫,用直抒胸臆的人情世故较好地止争定纷、惩恶服凶,以此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既上不违于法理,下不拂于人情,蕴含于字里行间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济世救民的追求使得这些判词为后人传承,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温古代判词的时代价值所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判词的制作不过是判案定谳过程的体现,精美的判词形式有时并不一定与内容相一致。清代陆敬安的《冷庐杂识》里有“犬门”一文,说的是通州胡长龄的父亲“尝为州吏,承行盗案”,首犯供认纠集同伙,自大门而入,抢劫财物已被定案。胡翁却以“众犯因贫苦偶作窃,非真巨盗”而跟主审官说情:“这犯人归案后就从实招来,一定不是惯犯。如果首犯、从犯统统处以斩首,似乎不合情理。”主审法官因为上级催逼甚急婉言谢绝:“已来不及更改卷宗”。胡翁灵机一动,便请求在卷宗上记载的首犯“自大门而人”的“大”字上添一点为“犬”,于是主审官“悟而从之”。其中之意不言自明,盗贼自大门而入者,咸胆大妄为之辈;而“自犬门而入”者,皆胆小如鼠之徒。清朝的官员颟顸,量刑竟以“胆大”“胆小”为标准,故而胡翁聪明的这一“点”,竟保住了十几个犯人的脑袋。当然这一判词看上去是胡翁的“功德无量”,“添一点”即力挽狂澜,但这是一种“义”中之不义,是践踏法律、舞弊枉法的行为。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皇帝的圣旨是最有权威的判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由于史料未作详细记载,我们一时无法知道对岳飞、袁崇焕的死刑判词是如何写就的,但大致可以推断,这些判词在形式上肯定也是字斟句酌,形式完美,依律引例旁说法理,但史实告诉后人,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腥的事实,那种专权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作,后人亦当要引以为戒,去其糟粕。

   二、古代判词中规范评价、引经据典的法学价值

   由于中国古代成文法进程的缘故,引经据典在早期的判词中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邢侯与雍子争畜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刑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是由郑国的子产于公元前536年公布于铜鼎,由此推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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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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