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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更新时间:2013-11-29 10:27:09
作者: 李向平  
“它指一个虔诚信徒所信奉的宗教的观念世界,这个世界被看作是一种存在于现在、过去或未来的现实。这个观念世界为保持其对信徒的意义而不愿受到触动,只希望恒定不变,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 。

   诚然,经典宗教社会学一般是从对宗教的定义中来分析信仰的。但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宗教现象包括两个基本范畴: 信仰和仪式。其中,信仰是观念状态及其各种表现构成的; 而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涂尔干基于神圣与世俗的分别进一步认定,信仰“不仅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也表达了赋予神圣事物的品性和力量,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或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整个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领域: 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简言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圣的事物。?

   很明显,信仰的基本内涵就是神人关系( 信仰者与超验者、神圣对象、终极关怀者等关系) 及其神圣性的建构,以及依此而构成的神圣与世俗两个世界的区分,而神圣的皈依则成为信仰关系的核心。只是这个神、神圣,在基督宗教看来是上帝,在伊斯兰教看来是真主,而在其他信仰或宗教看来,则是其他众多神灵,或者是其他能够被信奉为神圣的存在。信仰可以是宗教的信仰,也可能是非宗教的信仰,“信仰包括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群体信仰( 或社团) 信仰以及文化信仰等” 。

   信仰之关系首先建立的是神人关系,即神圣对象、终极关怀者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它具有超自然与超社会两大类型。它能包涵人与神圣、人与世界相接的各种关联,去努力寻找启发神圣、敬畏、意义与目的,即使不信仰任何神灵的人也会有信仰。它是一种个人精神关怀方式,同时又不局限于个人精神,而是整合了各个层面的人类交往经验; 它还能参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建构,最后建构一个独特的象征权力领域,将权力统治转换为忠诚、虔敬或孝顺,将政治资本转换为象征资本,以神圣、完美的观念来信奉政府的权力。

   因此,以人与神之间的神圣交往关系为核心,构成了无限与有限、此岸与彼岸、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信仰关系,各个信仰体系大多能把个人的神人交往关系,建构成一个共享的、建制型的价值体系,以表达它的信仰理念、规范信众们的行动逻辑。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绝对与相对、永恒与现时、整体与局部的对照和对比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人神之间充满吸引力的我—你关系。可以说,神人关系或神圣与现实的关系,应当是任何一个信仰类型、宗教体系的核心构成,从神人交往关系,直接延伸到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宗教与社会的交往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等)的形式。为此,宗教信仰仅仅是接近、了解信仰的一种方法,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在非宗教、权力层面对信仰进行建构与诠释。因此,信仰既可植根于宗教之中,亦能嵌入在其他社会关系之中。它们作为不同的信仰形式,同时都包涵了群体以及私人的象征权力及其神圣性资源。这就是说,“信仰乃是社会学的事实,而不是神学的事实”?。

   信仰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就是信仰的意义与类型是神人关系的一种建构,不同的神人关系及其不同的建构路径,构成了不同的信仰模式与宗教结构。其对信仰的研究方法有两个主要层面:一是从宏观的现实生活关系考察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建构; 二是从宗教角度来关注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自我建构。

   在此基础上,信仰被视为一个社会中神圣价值的象征,是社会意义的整合与接收,而神圣性的建构则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社会中的人们对神圣关系采取的方法与实践形式,往往符合这一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价值期待。而对信仰类型研究的意义则在于,社会建构的神圣性本身,约束了人们以相应的方式信奉和认同一个社会的神圣性及其特征。

   与其说不同文化中的信仰类型存在差异,不如说是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信仰类型的不同。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构成,并存于社会权力的建构之中。神人关系的背后,蕴藏的是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关系”。所以,在宗教层面,信仰是由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构成的,但是在信仰与社会关系、象征权力的内在关系层面,信仰类型则是由象征社会权力的各种“关系”建构而成。

   因此,本文采用关系主义方法论(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的视角,假设神人关系与信仰模式建构具有内在关联,神人关系及其信仰模式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如迪尔凯姆所说是静止的“集体表象”,进而将神人关系( 人与超验者、神圣对象的关系) 作为信仰模式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础来加以论述,以此深入洞察神人关系在信仰模式建构中的地位与功能。

   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建构

   信仰概念与信仰类型的不同,其实就是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建构形式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信仰类型的建构动力出自于宗教层面与权力层面的不同。

   不同的建构动力和建构方式,会形成相应的不同的信仰体系,使人们最终形成或对仪式,或对权力、家庭、国家等的接纳与认同。所以,不同的神人关系,构成不同的信仰类型和不同的神圣性建构路径。但是,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本身的构成,是直接对神、神圣的信仰建构,建构的结果就是宗教的成型; 而非宗教( 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 的信仰类型,则是以对神、神圣性的替代为前提,把神圣性的建构主体直接打造为对神的替代。

   宗教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虽然原创性地划分了“神圣/世俗”的分类,却并没有对二者之间的互动中介,特别是对神人关系、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建构动力模式,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信仰社会学拟以人与神、社会权力与神圣化的关系为核心,梳理不同的神人关系,进而分析以神人关系为基础的神圣性建构如何去建构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力模式。这就是说,信仰的核心,在于对什么是真正的“神”、“神圣”、“神圣对象”、“超验者”的认定; 不同的认定方法,即有不同的信仰类型; 而信仰之间公共而又平等的共享结构,即是一个多元社会共同之神圣、共同的善。

   一般而言,神圣性具有两大要素。首先,神圣性是被赋予某个事物的超自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圣性指涉的是一组事物,这些事物在任何时刻、任何场所都受到人们不容亵渎的尊敬。其次,神圣性是人们觉得遭遇到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给人的体验是他者的、现实的、神性的、神秘的。从参与者的体验看来,那是一种非凡的力量,就像神一样。因此,神圣性既是构建世界的一种方法,也是事物被感觉到的作用于其信仰者的方式; 既是事物被赋予的一种价值,又是那些给人带来的令人敬畏的体验( 被体验为走进或走出彼岸超验王国的关口) 。由此看来,神圣性这个概念已经变成理解一个人所在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一件工具。

   在此神圣性的建构过程之中,神人关系作为信仰关系中的核心层次,它们在微观领域,乃是嵌入在神人关系中神圣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神圣资源的使用; 在中观领域,乃信仰者个人或信仰共同体在信仰结构中的地位与身份,能够有利于其获得有效的神圣资源并且能够支配神圣资源( 如处于跨越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位置) ,以呈现其信仰表达的目的,建构信仰与权力的交换关系;在宏观领域,以信仰为中心的神圣资源对组织社会或国家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信仰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这两种不同类型。

   这说明,一切能够将神人关系建构为信仰类型的权力关系,多少都混合有神权政治或政教合一的要素,因为任何的卡里斯玛终究都要求多少有一点巫术起源的痕迹。因为神人关系与权力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结果政治权力中也因而总带着某种意味的“神授性”。这种“神授性”,直接在神圣与世俗的世界之间构成了二元分离或二元整合的复杂关系,进而建构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的“异质性”,宇宙、信仰、宗教与秩序因此被一分为二,相互排斥或彼此整合。

   一般说来,社会只要凭借着它凌驾于人们之上的那种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神圣”的感觉,也能够创造神的信仰。其根源在于“它确实来自于一种外在于个体并且高于个体的力量的作用”。国家与宗教的不同,在于人们“对神的种种义务,皆直接由国家官员本身、在教士‘专家’们的协助下来履行”,而不是交由专职的宗教神职人员来履行。比较而言,那种具有宗教形态的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则是由专业神职人士来料理宗教事务。

   人本信仰或神本信仰

   毫无疑问,宗教是与神圣事物相关联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系。基于这个统一体系,“宗教是一项人类事业,神圣的宇宙秩序通过它得以建立”。于是,这一神圣的宇宙秩序以及人们对于这一秩序对个体和社会意义的竭力追问,一起构成了所有信仰、信仰类型与信仰实践的核心。宗教信仰结构以此为核心,非宗教信仰类型也以此为核心。

   自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学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信仰。宗教对于人类群体和社会而言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神圣的理念就是通过信仰、宗教这个统一体系发生作用,进而引起社会行动和群体认同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宗教在共同体之中把人们绑在一起,将彼此分离的个体统一成一个集团。”?瑐瑥而非宗教的其他信仰类型,同样也能够把人们统一在一起,将彼此分离的个体统一成为一个集团,这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的特殊目标团体,通常被称为权力共同体、种族、民族或政党国家。

   在其神人关系的建构动力不是出于具有身份阶层的专业人士的建构,信仰类型也无法构成某个特别的宗教形态的同时,那些通过其他非宗教途径而建构起来的神圣对象、神圣秩序,特别是在那些非宗教性信仰实践方式特别强盛的时候,某种宇宙哲学、真理观、意识形态、完备性价值学说等,则很容易成为现实权力神圣化的基础,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信仰类型。在此基础上,神人关系的建构结果,实际上便取代了团体性宗教信仰实践的可能性,或者是压制了宗教信仰实践的社会时空,促使信仰类型的建构从此走向另一条路,不是直接走向宗教,而是走向另一种神圣崇拜,或者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崇拜,或者是对建构那种宇宙哲学、提供真理的人或组织的崇拜。

   这种信仰及其构成的象征权力或符号权力,大多具有符号性、表征性、规范性,包括了人们建构神圣的权利、承诺、义务、身份等。虽然这种权力不同于实质权力,仅仅是一种价值规范,依赖并构成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能够以独立的方式来说明现实、制约世界。它已经与宗教信仰类型不同,它可以创造规范、准则、目标和理想,能够定义什么是神圣的,什么不是神圣的; 什么是正当的,什么不是正当的。同时,它也能够构成人神、人人、信仰共同体与符号权力之间互动的桥梁或无法逾越的隔阂。

   在此层面上,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呈现了两大信仰类型: 一种是宗教信仰类型,一种是非宗教信仰类型; 一种是以超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信仰,一种是以超社会力量崇拜为核心的信仰。它们都是以一种信仰或世界观的形式,为世界或社会提供解释的方法。其追求目标,大多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人心与存在,以解决人们的苦难与困惑。

   神的信仰,分化出不同的宗教共同体; 人的信仰,分化出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与民族信仰。神本信仰建构的神圣秩序,通过宗教共同体来表达; 人本信仰建构的社会秩序,则通过权力建制来实行。两种信仰类型及两大信仰秩序,无不通过基于信仰的规矩与社会共识。关键在于,它们的信仰神圣性实践基础不同。

超自然的信仰以有神论信仰为基础,最终构成宗教。它的基本运作方法是对象征性的支配,神道设教,幻构一个彼岸乌托邦实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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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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