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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更新时间:2013-11-28 22:33:51
作者: 徐景贤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1967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

   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 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1969年3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

   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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