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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冰:罗马法的哲学透视

更新时间:2013-11-27 23:37:23
作者: 李静冰  

    

   上篇

   自然法如何被嵌入了罗马法

   但凡对罗马法有常识性了解的人,无不熟知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的那句名言:“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其实,耶氏说这句话时,罗马法作为实定法早已作古,成了死法。而且依后世许多学者的见解,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罗马法实定法规范为现代法典吸收,数量也不算多[1]。那么,罗马法何以征服世界,而且是“最为持久的征服”呢?这个问题则需要学者们来解答了。

   先撇开其他因素不谈,笔者认为,罗马法仗以征服世界的是罗马法中包含的自然法精神,是由这种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法律传统。当罗马法被征服者携带到世界各地时,当各个地方的属地法学家由于诚服于罗马法精湛的理论与实践的灵活性而在本地推广它时,尤其是当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与人类的自然本性是那么投合时,人们不得不服膺罗马法理性的统治。亨利·梅因承认:“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的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2]哲学史学家罗素则认为,以斯多葛派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说是一种在罗马帝国不可能彻底实现的理想,但它却影响了立法,特别是改善了妇女与奴隶的地位。最后到了十七世纪,向专制主义进行有效斗争的时机终于到来时,斯多葛派关于自然与天赋平等的学说就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并且获得了在古代甚至于一个皇帝也不能赋予它的那种实际的力量[3]。当代中国的罗马法学者也以公允的态度肯定自然法观念对于罗马法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没有自然法,就没有后世成熟的罗马法”[4]。正是“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使罗马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如此看来,学者们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是自然法这一哲学观念影响了罗马法的形成,而罗马法主要依靠自然法的思想力量且持久地征服了世界。这一主张决不意味着断然地肯定自然法是罗马法受到的唯一影响,是罗马法征服人类的唯一力量,而是说。它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影响和征服力。

   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Natural Law)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最早在以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里略见端倪。此后经以芝诺作为奠基人,以西塞罗和奥勒留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之手发展成为一派思想体系。中世纪时被基督教所吸收传入后世。从十七世纪开始直到现代。继而演进成为西方法律思想的主流和文化传统。古代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效果上存在着区别。在古希腊时期主要是种思想观念,在亚里士多德至西塞罗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它仍然是种哲学观,但它已经开始与法律制度交织在一起,等到十七世纪之后,经过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论证,它更加具体地溶汇于具体的法律制度里,且不说民法,就连宪法制度也与它难解难分了[5]。不过,本文阐述的自然法将重点落在与罗马法形成有密切关系的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

   从广义上讲,罗马法泛指罗马国家的法律,亦即自罗马建国开始(B.C.753)至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去位(A.D.565)这几个世纪里罗马国全部的法律制度。其中,在《十二表法》制定前(B.C.451)是习惯法时期;以后则为成文法时期[6]。然而,从狭义上讲,罗马法则仅指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罗马法传入后世为后来西欧大陆国家相继继受的,也正是这部欧洲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民法典,而且,“现今所谓罗马法学的对象和依据,主要系指《民法大全》”[7]。本文论证将主要以《民法大全》中的《法学阶梯》为根据,而《民法大全》的其余三部分:《法典》、《学说汇纂》和《新律》则可作重点讨论。原因是,第一,公元一、二世纪前后是罗马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代,罗马法的实践和理论都达到了极盛阶段。公元六世纪,优士丁尼集罗马法之大成,编纂而成的《民法大全》主要以这个阶段发展的罗马法为内容。这个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个时期的罗马法的形成[8]。第二,优士丁尼以后的任何社会,一旦把《民法大全》的基本构成部分当成本地的法律,或者在找法的过程中承认它的直接重要性,《法学阶梯》就被奉到一个特殊的荣耀地位。因为在那些适用罗马法的国度里,罗马法的研究支配着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又直接地影响着罗马法的继受,在那些国度里。法学教育的蓝本往往就是《法学阶梯》,这不仅是由于《法学阶梯》本身就是作为法律而公布于众的,而且它还是对《法典》和《学说汇纂》理论上概括地阐述,它比《民法大全》的其余部分更令人容易接受[9]。事实证明,后来的民法典,例如《法国民法典》无论是从体例结构或内容上皆以《法学阶梯》为模式。《法学阶梯》堪作罗马法的代表。本文以《法学阶梯》为基本的考察对象的第三个原因,笔者坦白地承认是迫于技术上资料有限的缘故。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是优士丁尼在位期间于公元530年责令特里波尼安以及另外两位著名的法学家编写的。特里波尼安等人按照优士丁尼的旨意,既吸收先前罗马皇帝的宪令的规定,又吸收各著名法学家的主要法理,把它们溶汇在一起。它不仅具有内容详实,包括了民法的各个方面,并体现罗马法精髓的特点,而且还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有理由说,虽然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但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框架却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形成了。而与此不有联系的是,《法学阶梯》的形成过程,也正是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成熟并开始向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那时,“斯多葛主义对二世纪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它就成为希腊哲学借以在罗马法学形成时期施加影响的一个媒介。”[10]

   前面已有叙述,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芝诺创立的,具体地说它是伟大的雅典学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学派,但在雅典它一直无甚起色,而直到公元二世纪由珀尼西厄斯带到罗马后,才有长足的发展。其原因是,当斯多葛派在雅典兴起时,雅典的城邦社会已经没落,斯多葛派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而当时,随着希腊城邦的解体而罗马的世界城则欣欣向荣,迫于世界范围的文化需要,罗马人有意识创造一种世界范围的哲学。而这些罗马人只热衷于实践而根本不懂哲学[11],但又需要用哲学来解释和引导他们的实践。当时再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比经过珀尼西厄斯修正过的斯多葛主义那么投合罗马人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一些固有德行,如自制,忠于职守和公德心;而且斯多葛派的世界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则更能激发罗马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因此,斯多葛派哲学很快被罗马人所吸收,并成为罗马人中流行的哲学,而且渐渐成为罗马文化传统的二部分。

   然而,斯多葛派哲学对罗马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最初的接触点是珀尼西厄斯和波利比厄斯与西皮奥集团的中心人物西皮奥私人朋友关系。西皮奥集团是当时的一个罗马贵族集团,它在西皮奥。伊米利埃纳斯的组织下,热心地向珀尼西厄斯学习斯多葛派哲学。“西皮奥集团的存在标志着罗马社会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12]而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观念的西皮奥集团的学术活动甚少影响了罗马法最初的系统性研究。Pomoonius在《学说汇纂》(1、2、2、39)中提到M.Brutilius,Manius Manilius以及P.Mucius Scaevola时,把他们当成民法研究的创始人。Mauilius肯定是西皮奥集团的一名成员,而Scaevola甚少是通过其兄弟Q.Mucius Scaevola与西皮奥集团有来往。Q.Mucius Scaevola则是Publius的儿子。他是民法方面第一部系统研究著作的作者[13]。

   西皮奥集团的成员们从珀尼西厄斯那里学到的斯多葛主义则是经过珀氏改造的一种人道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承认,比较崇高和比较富于公德心的抱负和激情在道义上是站得住的。它提出用为公众服务、人道,同情和仁慈等理想以取代自足。它放弃了智者的理想社会和日常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它认为,理性是一切人的法律,而不仅是智者的法律。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人们在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要求维护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因此,正义便是各国的法律与各国之间的纽带,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不公正的,而是强调,只要一个国家不公正,它便丧失了使之成为一个国家的和谐的依据[14]。

   经过珀尼西厄斯改造过的斯多葛派自然法学说直接被西塞罗承袭下来,而西塞罗真正的重要性是,他把这一学说直接传给了罗马法学家(Roman Jurists)。西塞罗不仅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个雄辩家。他比他同时代的法学家和哲学家都更具有生命力。他以其热烈的、恢宏大度的才华,活跃在政界和法律界,他以浅显的、清澈的形式回答他周围的人在形而上学和道德方面的疑问。他把罗马人的思维带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宽阔的境界。从幸存下来的西塞罗的著作的内容来看,有理由认为,他在一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他的前人。他是第一个最先否认国家高于个人的人,他教导说,政府是在人们为了实现相互保护而达成的契约中产生的。他认为,有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它同等地来源于上帝的神意统治着世界这一事实,以及人类合理的社会本性,这种本性使人们与上帝相近。任何违背自然法的立法都称不上是法律,因为任何领袖、任何民族都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他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一切人,并且是不变的,不朽的。通过它的命令,这一法律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地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是对坏人却不起作用。用人类的立法来抵销这一法律,在道义上绝对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不能解除我们遵守这一法律的义务,它也无需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阐述和解释。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不会今天是一种规则,而明天又是另一种规则。只有一种法律,不变地、永恒地约束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而且只有上帝才是人类的主人和统治者、解释者、监护者。不服从它的人,就是放弃了他较善的自我,而由于否定了一个人真正的本质;他将因而遭到最严厉的报应,尽管他可能已经逃脱了人们称之为惩罚的一切其他后果。”[15]

西塞罗吸收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发展了这一理论。西塞罗是杰出的但不是当时唯一的自然法理论家。当时有许多政治家、雄辩家、学者沉湎于自然法理论的研究和传播里。奥古斯都时期和奥古斯都后期的伟大法学家们,如Antistius Labeo、Massurius Sabinus和 Cassius等已经开始把他们已知悉的自然法当作法律的渊源。在公元6世纪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里,我们可以直接目睹到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们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分: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由自然法产生了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的确我们看到,除人而外,其他一切动物都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16]这种自然法的中心思想是,“对于人这种理性的和社会的动物来说,自然法是适合于人的本质的最高原则,它是或者应当是每种形式的实定法的合理根据。”[17]也就是说,罗马法承认在实定法之上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最高的理想的法律。接着。优士丁尼将市民法界定为“每一个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而将“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叫做万民法。无论是市民法还是万民法都属于实定法。实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最高原则。然而,在西塞罗之前的早期法学家的著作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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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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