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梁志:在反共、稳定和民主间权衡——韩国政治变动与美国因素(1960—1961)

更新时间:2013-11-27 20:15:20
作者: 梁志  
渐渐地,这种消费文化在韩国人的思想中生根、发芽并重塑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但李承晚日益强化独裁统治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落后的残酷现实却使韩国百姓心中平等富庶愿望的实现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当地人民起而反抗。

   软弱的张勉政权

   作为对李承晚独裁统治反思的结果,6月15日韩国国会第三次修宪,由此产生的政权结构是:行政权的二元结构,总统只有象征意义,内阁总理掌握主要行政权;国会实行两院制;国务院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国会则拥有对政府的不信任权;增设拥有宪法解释权、弹劾权和解散政党案审判权的宪法法院。同样重要的是,修宪案还取消了第一共和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切限制。7月29日韩国举行国会选举,民主党大获全胜,尹谱善和张勉分别当选总统和总理。

   合法性危机和社会动荡是张勉政府面临的两大困境,前者为里,后者为表。虽然民主党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主要反对党,但并未积极参与“四•一九运动”,它在第二共和国掌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摘取了“四•一九运动”的胜利果实,在法统上有很大欠缺。同时,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韩国的对外关系主要集中于美国,取得美国的支持成为张勉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张勉对美国几乎唯命是从,这使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民族情绪不断高涨的阶段失去了抵制美国控制的政治资本,统治合法性进一步受损。

   第二共和国宪法彻底取消了对公民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的限制,无政府主义随之泛滥。一方面,报刊和记者的数量成倍增长。1960年初至1961年4月,报刊由600份增加到约1600份。虽然它们大部分发行量很小,却拥有16万记者。为了维持和增加发行量,新闻界不负责任地攻击政府并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社会情绪被引向反政府方向。另一方面,“国家教师劳工联合会”和“民族统一学生同盟”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纷纷提出激进改革和立即统一的要求,如制定革命立法,严惩前政府官员、亲李政客以及“三•一五选举”中的舞弊者。为了迫使政府就范,它们不断发起抗议活动甚至占领国会。张勉被迫做出妥协。10月31日,韩国颁布特别法,严厉追究“三•一五选举”中的犯罪行为。仅两个月内,约2217名前政府官员、81名警官、4000名警察及大批军人遭到清洗。这一切尤其是对警察的清洗和80%警察工作地点的调换使社会极度混乱,犯罪率直线上升。6这一动荡局面与多年以来韩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以及多数国民对政府提出的迅速解决各种问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相互叠加,直接引发了广泛的反政府运动。李承晚政府倒台后一年间,韩国共发生近2000次示威游行,90多万人参与其中。

   第二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建立了责任内阁制, 这是韩国反思李承晚独裁统治、向往西欧民主体制的结果。然而,由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在韩国遭遇了“水土不服”、淮桔成枳的困境。“西欧式民主政治是以高度现代化、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军队、公务员、警察的中立化以及较高的政治社会化等条件为前提的,而当时的韩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1948年韩国采纳美式民主体制,但李承晚政权的统治只不过是“民主其外,独裁其中”。1960年6月,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压迫之下的韩国人民瞬间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好比一个处于重压下的弹簧突然被撤去压力会产生强烈的反弹一样,极端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当时韩国的学生和新闻界虽然接受了西方民主观念,完成了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思维和行为方式仍是传统的。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激的行为使韩国的民主制度变得扭曲。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第一共和国时期的美国式民主制移植,面对的更多的是与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实践的冲突,那么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西欧式民主制移植,面对的更多的则是与韩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

   李承晚政府的倒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式民主实验的失败。当韩国转向西方民主制的另一类型西欧式议会民主制时,美国表示接受甚至支持。此时的美国更注重加强韩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推动美韩关系走向平等化。然而,在不干涉韩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目标是华盛顿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韩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日益上升,美国在影响韩国政局时表现得十分小心,手段主要集中于秘密建议和劝告,以免给人留下强行介入韩国内部事务的印象。应该承认,面对韩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施加影响的手段却极为有限。这样一来,混乱的局面就只能留待韩国人自己收拾了。

   朴正熙上台了

   1961年5月16日凌晨3时,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仅用了30分钟,以5名轻伤为代价,就冲破汉江桥防线进入了市区。4时30分,朴正熙少将率领一个排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接着,他向全国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革命宣言”,宣布军事当局已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全国实行管制。此即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一六军事政变”。

   当天早上,肯尼迪政府接到了韩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报告。上午10时,“联合国军”司令卡特•马格鲁德和美国驻韩代办马歇尔•格林同时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张勉政府,希望韩军能重新恢复合法政府的职权及社会秩序。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肯尼迪总统因马格鲁德和格林的声明而感到不安;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持尽可能不干涉韩国内政的态度,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集中精力保卫韩国,使其免遭共产党国家的袭击,不要再进一步发表声明;由于张勉内阁成员得知政变消息后躲藏起来,韩国总统、军方领导人和其他重要官员不愿镇压政变,公众对张勉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因此国务院指示驻韩使馆静观其变。

   5月18日,张勉内阁总辞职,美国决定进一步向韩国政变集团表明立场。25日,马格鲁德与作为政变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金钟泌会谈,指出他的职责是保卫韩国,而不是决定韩国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军政府的行动不损害韩国防务,他就不会干涉。至此,肯尼迪政府明确抛出了不干涉政策,但它一时还难以承认韩国军政府,主要原因如下:违背“支持民选政权”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朴正熙以往曾被认为参与过“共产党叛乱活动”,美国决策者对他并不完全信任。

   7月初,朴正熙开始清除反对势力,并猛烈攻击前张勉政府的“亲共”行为,打击可能对政变集团构成威胁的文官领导人和组织。美国对此深表忧虑。13日,按照驻韩使馆的建议,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向韩方表达了对政变集团扣押军官和指责原张勉政府“通共”的担忧。两天后,驻韩使馆向国务院报告了对韩国军人政变动机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排除政变与共产党有关的可能性,但当前的证据表明政变主要是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促成的。美国国务院认可此判断,情报部门也持类似观点。于是,肯尼迪政府决定以支持朴正熙政权为条件换取军政府“归还民政”的承诺。为此,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杰与朴正熙举行会谈,强调韩国重新实行文官统治的重要性,声称美国本来准备公开支持朴正熙政权,但军政府的逮捕和清洗行为使美国无法这样做。只要韩国采取积极行动,美国很快就会发表有利于军政府的声明。第二天,心领神会的韩国军政府赦免了1293名政治犯,伯杰随即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紧接着,朴正熙又就“归还民政”问题做出承诺。作为回应,国务卿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赞韩国政治气氛的改善,认为两国密切合作的基础正在形成。11月,朴正熙应邀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6,美韩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朴正熙政变虽不是美国直接策动的,但间接地却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关系。初创时期,韩军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主要仰赖美国。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韩军援更是居高不下,1955年至1960年美国对韩国的直接和间接军事援助占韩国军费总支出的80%左右,1961年该比例则高达99%。美国援助源源不断地输入,不仅为韩国培养了大批机械、建筑、物理、化学、气象和翻译等领域的专门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使韩国军事集团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养成了重实绩、重效率、重团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一切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

   1945至1961年韩国的人均年收入始终未突破100美元,军人在美国军援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成为生活很有保障的职业,加之军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军队中身份职位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因此大批有才华的青年纷纷参军,军队逐渐成为精英集聚之地。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中下级军官丧失了快速升迁的机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高级军官的腐败日益不满,对文官政治家的争权夺势和迂腐无能深恶痛绝,对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忧心忡忡。这些人不断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张“发展”和“秩序”优先,崇尚节俭和清廉,与依旧被民间政治精英奉为圭臬的重哲学、重历史、重文理、轻实践的仕林传统和其他政治集团不断出现的离合集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对现状的不满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使朴正熙等中下级军官逐渐汇聚成一股改革力量。

   1961年,朴正熙等一批具有发展取向的军人建立了“半威权政权”,成为韩国现代化的启动者。这一切表明,我们不能抽象地以“民主程度对比”评价政权更替的进步或倒退,进而认为朴正熙政权取代张勉政权是历史的退步。对当时的韩国来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很难同步实现。换言之,韩国经济现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稳定而非政治民主。朴正熙上台后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施政方针,并为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高效政府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讲,介于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之间的朴正熙半威权政权适合韩国的国情,它取代张勉政权是历史的进步。

   美国与李承晚“友好独裁政权”、张勉反共民主政权、朴正熙发展型半威权政权关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践中,推动反共是首要目标,短时间内促进民主只不过是推动反共的“理由”和“手段”而已。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第三世界国家完成反共使命的前提是维持稳定而非信奉民主。换言之,只有实现了政治稳定,才能防止共产主义在内部“滋生蔓延”,才能对外反共。所以,维持稳定经常是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第二大政治目标。抑或说,就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目标而言,按优先性降次排列,依次应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与促进民主。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全力支持尚能保持社会安定的“友好独裁政权”,才会突然抛弃处于人民反独裁怒火包围中的盟友,才会冷眼旁观试图推翻无力维持政治秩序的反共民主政权的政变,才会乐于接纳具有反共倾向、发展意愿和维持稳定能力的半威权政权。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991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