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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辉:立足于某个观念而非生活的虚构与想象——评《胡文青传》

更新时间:2013-11-27 14:08:42
作者: 李碧辉  

  

  最近在网上看到对魏微短篇小说《胡文青传》的评论,得知小说内容是有关文革红卫兵的,一下来了兴趣,就想看看这一位作者如何写文革,如何写红卫兵,立刻在网上找来小说细看。细细看完之后,有点失望,小说对文革红卫兵的叙述描写犹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一般,非常肤浅。并且有种直觉,这篇小说不是立足于真实生活的虚构与想象,而是立足于某个观念的恣意妄为,人物情节是为了图解某个理念而设置,缺乏生活气息和逻辑常识,隔靴挠痒,自然挠不到痛痒。

  

  一 语言技巧掩饰不了生活阅历的欠缺

  

  第一次看魏微的作品。说实话,语言很老道,真正属于小说语言——口语化,简洁、朴实、自然、流畅,极具生活气息,尤其是人物对话,几句话出口,那些底层小人物就活脱脱出现在眼前,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似乎触手可及。能在细微处把小人物写得如此活泛,就此而言,魏微算得不错的小说作家。但是,非常遗憾,老道的小说语言和个别处的细致入微,并不能弥补整篇小说的文学性欠缺,主人公胡文青的面目太概念模糊太脸谱化了,连出身都模糊不清,也不食人间烟火,既不鲜明也不独特,如同干巴巴的几条肋骨,人物经历、性格变化也缺乏内在逻辑关联。总之,背离生活的虚构,是经不起推敲的。

  小说也没有提供对生活与历史的新发现、新观点与新解读,倒是轻车熟路地落入社会主流规范的窠臼,——一个老套的紧跟时代意识而变换而成功的精英版本,看不到人性何以如此,何以突变,也看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儿可能性。这也难怪,根据某个理念虚构的人物,而非根据生活的提炼,怎么可能既有筋骨又有血肉呢?怎么可能符合逻辑与常识呢?那个胡文青,没根没基的,何种出生?工人、农民、小市民、高官子弟、书香之家,学术权威子弟?不得而知。我只能根据胡文青在1980年被一帮庸人纠缠而猜测,最后猜他是平民出身。这很简单,如果他是高官子弟,或者文化学术权威子弟,在历史大潮中,即便是沉下去倒霉三二五年也会很快浮上来,是不会到了1980年还蛰伏在举人巷里窝窝囊囊地憋屈。

  但是,那个年代,平民都会有衣食之忧,可胡文青没有衣食之忧啊,胡文青又不像平民子弟。没关系,那是魏微的胡文青,是魏微源于某个理念而非源于生活虚构的胡文青,胡文青在魏微的小说里是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地活着存在着,可以超越任何时代而风光,可以在任何时代只专注于他想、他要与他所思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谋生烦恼,也不必为衣食操劳。于是,魏微的胡文青十五岁时就雄心勃勃钻研《资本论》,而不必考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生、文化氛围和动机目的使得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初中生去钻研《资本论》?只有武断的行动,而不必考虑动机如何产生,动机的动机更不会在意,不会去挖掘,天马行空一般的虚构很省事很惬意,如同写穿越剧,才不会去考虑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举动可疑不可疑,现实不现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没关系,用的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嘛。

  文革中,魏微的胡文青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但没有亲手打过人,那么,间接呢?魏微在这里又一次陷入矛盾之中,如果把胡文青虚构为打手,那就与之前的文雅书生不符;打手打人是小错,像胡文青这样的天赋异禀的人才是不会犯小错的;如果是小错,这又与之后的不道歉相矛盾,胡文青是不能亲手打人,不能道歉的。那就只剩下间接了,那么,哪个造反派头头手下没有一帮打手呢?毫无疑问,胡文青间接有错。可组织指挥武斗比打手的罪恶更大,更不符合胡文青文雅书生的身份。不,不能把胡文青虚构为好斗之徒。可是不好斗,又怎么体现胡文青的革命性呢?又怎么让胡文青在反省中否定自己“爱错了”呢?那就还有一种可能,胡文青是作为思想者而存在。魏微用胡文青钻研《资本论》来暗指了一种信仰,一种对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信仰。十五岁的狂热,二十岁时到达峰巅,然后又蓦地于二十岁退出历史舞台,退出与巅峰同步,原因呢?像穿越剧一样,魏微是可以省略的。于是,胡文青又于三十二岁前完成内省,为全身心进入下一个新时代做好了铺垫。

  让我们梳理一下魏微的胡文青:十五岁雄心勃勃笃信马列——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风头出尽——二十岁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人生低谷,痛苦反省——三十二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往,开始脱胎换骨的蜕变,进入新时代——四十来岁,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大显身手,大获成功,六十岁,¬功成名就,告老还乡,像救世主一样乜斜身边底层人,因为他的工厂养活着几万工人。

  且不说这个颇似神话的传记人物是否可能,单就这样一个很老套的精英模式,怎么看都渗透着一股子对当年那少数天赋极高聪明好学独立思考且富有信仰、激情以及牺牲精神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挪揄,并且这个“胡文青”依然在继续解构着所剩不多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信仰、虔诚与激情,延续着海瑞的道路——跻身于上层,成为其中一员,功成名就,然后俯瞰众生。只不过这“上层”不再仅限于官府学府而延伸到更为广阔更为坚实有力的资本,因为资本才是这个时代的霸主与宠儿。在作者的笔下,胡文青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样潇洒风流!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精英啊!都源于他能把握时代潮流与风向啊!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样的精英模式精英道路精英情结,不正是当年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彻底批判的吗?曾经批判抛弃的东西又被顶礼膜拜。那么,革命,造反,还有意义吗?没有,当然没有。于是,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神圣性就这样被消解了。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改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化,但是,甭管那一路精英,只要是精英一准发达滋润,甭再去想什么思想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问题是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民众对精英也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感受不是源于宣传,而是来自现实生活。因为这样的精英,作为精英个人来说自然是成功的幸福的,对天下众生而言,未必是福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难以调和,那就是资本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发展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讨好了资本,必然得罪民众,讨好了民众,必然得罪资本。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解。在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显然作者是倾向于精英的,而同时对精英与底层的生活感受又很肤浅,所以,她的“胡文青”是暧昧的,模糊的,理念的,而非生活的。在她笔下,无论曾经怎样虔诚优秀的平民精英,最后的归宿都未能脱俗!——尽管,作者在结尾时让胡文青遁入空门,仿佛脱俗了,进了佛门。可是,这真的就像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一样了,胡文青何曾有过空呢?

  这未免不让人遗憾,一个小小的贾府,都会有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妹妹,偌大一个中国一代人,成千上百万的红卫兵,就没有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那《红楼梦》如果没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妹妹,又还有多少魅力吸引人?未能免俗的作者塑造了模糊含混并且是极其世俗的胡文青,无意识地亵渎着真正的平民红卫兵,甚至亵渎了《资本论》。那位《资本论》的作者,毕其一生的盖世才华,在发现中信仰,在信仰中继续着发现,让资本家与无产者这两个极为对立的阶级都极为受惠,自己却一生穷困潦倒。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敌人不惜一切手段攻击他的思想与发现,却依然对他的人品无比崇敬;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他的敌人的后裔纷纷精心研究他的著作,可我们这里,我们这些曾经受惠于他的主义的东方人,如此市侩地消解着曾经的信仰与精神。

  正如网民指出的那样,70后魏微书写个人小生活还行,想要涉足大历史,难免不捉襟见肘。这篇小说,让我又一次看到一个事实,语言技巧弥补不了生活的欠缺与想象的匮乏。从胡文青来看,作者并不了解更不理解那些真正的平民红卫兵,那些平民造反派,那个时代,那场文革,那段历史。那些平民红卫兵造反派,我承认有缺点,有过激,甚至盲目、简单,甚至疯狂,但也绝非某些人眼里的疯子、暴徒、毫无人性。可惜,他们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失语,就已经面目全非。后来在文革控诉派的文章作品里,他们总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如同妖魔一般,以映衬控诉者的不幸与正义,承担那个时代的罪名。有多少人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看待那段历史?看待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一腔热血,那赤诚,那理想,那纯洁,那激情,那情怀,那富有担当与牺牲的虔诚与精神!尤其是那种胸怀天下百姓探索追求真理的气度与德行,我们是否还能感知?

  我们憎恶血污,不惜连婴儿一起倒掉。不错,思想、观念、立场、看法、政见,永远在不停地流动、变化、更迭、取代,没有恒定的,但是,那种胸怀天下百姓探索追求真理,为大众谋福利的道德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呀。可惜,我们的作家习惯于纠缠他们的思想理念政见立场,习惯于概念化描述文革,而且是支离破碎就着某一点做漫画夸张式描写,忽略最本质的德行与精神,忽略了非如此不可的那些偶然与必然,那些为什么。其实,如果能真实反映一个虔诚的红卫兵是如何变成恶魔,再由恶魔转变为资本精英,那也不失为一部好作品。作家有这个能力吗?很多作家擅长的是穿越,从一个概念呼一下穿越到另一个概念。

  文革,那段历史因为某些忌讳与偏见正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漠,越来越不知其何以发生,何以发展、变化、何以结束。

  岂止是魏微,我们很多人都淡漠了,遗忘了,不了解了,更不理解了,甚至包括曾经的平民红卫兵。岂止是淡漠遗忘,我们很多人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与机会拼命贬损,一一抹黑,用罪孽思维将那理想、青春、热血、纯洁与虔诚通通打上罪孽的烙印,将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圣洁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留下罪孽与控诉,供某些人无聊地纠缠与作秀,诸如道歉忏悔等等。

  如果不是因为语言口语化的吸引在提醒我这只是个不成熟的短篇小说,不必苛求作者,那么,小说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完全可以在许许多多声讨控诉文革的檄文里看到:一个聪明好学独立思考的优秀中学生,满怀激情投身于文革,暮然间,基因突变一样成为野兽疯子,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武斗杀人,一时红极,又很快随着文革的急剧变化而跌入人生谷底,失魂落魄,被抛弃问责,成为弃儿,或者身陷牢笼,又开始质疑,反思,忏悔,转变……这样的文革叙述,充斥着肤浅、零碎、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片面、极端等等,几成套路。

  可以看出,魏微在小说中对此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也想突破,比如对忏悔、道歉的认识与阐释,比如对人活着需要意义的支撑,意义的体现,以及人皈依宗教是遁入空门还是在寻找另外一种意义支撑,诸如此类的一些思考,可惜这些思考只是通过胡文青与阿顺之口说出来,太过于直白、生硬和牵强,并未与人物的命运轨迹融为一体而有血有内,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胡文青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胡文青的命运性格缺乏令人信服的转变。

  有关这些,我将在后面谈及。先来看看作者对道歉的认识与阐释。

  

  二 大错不道歉

  

  这是小说的主要观点,也是小说的亮点。可惜没通过小说人物本身的行为逻辑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是借人物之口直白出来,也没有展开,只是点了一下就戛然而止,小说的文学性因此打了折扣。

  其实“大错不道歉”,与“大恩不言报”一样,都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高度总结与概括,都源自现实生活本身的实际,是人类生存经验的高度提炼,有着无法抗拒与更改的哲学文化渊源。

  救人性命这样的大恩大德如何报答?你根本报答不了。也正因为报答不了,也就不言报了,只能常怀感恩之心,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那叫感恩,不叫报恩。大恩不言报的因果逻辑是,无法报,报不起,不能报,因而不言报。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也很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价值交换都依据等价原则,人情的交换与维持亦无不如此,等价原则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原则,无数事实表明,施与的人情如果大于回馈的人情,双方之间都会不爽,会尴尬难堪以至于中断关系不再来往,因此,一般而言,在人际交往中,回馈的人情会大于施与的人情。比较高的境界是,施与者施恩不图报,受恩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同时依据生存实际——价值的等价交换原则生发出特殊形式——大恩不言报,并得到普遍认可。无价之恩自然需要其特殊的存在形式,进入高境界的不言报,否则,无价之恩就矮化为滴水之恩,失去应有的价值感。

  当然,人情交往的等价原则并不像物品买卖的等价原则那样可以量化,锱铢必较,立竿见影,立马兑现,人情交往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也是有底线与原则的,循着蛛丝马迹,也不难找到最本质的东西。大恩不言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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