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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论柯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反驳

更新时间:2013-11-27 14:00:05
作者: 葛四友 (进入专栏)  

  但收入则一样。(cf.P.185)

  共同体对三者的排序是:C好于A,A好于B。柯恩总结了这个例子的一般意义,即:除非消费者偏好可以决定生产什么,否则就会违背巾自累托最优。但只有当人们具有职业选择自由,能对它做出回应时,消费者偏好才能决定生产。如果国家不做劳动安排,则只有通过价格才能让职业选择回应偏好,这就会违背平等。因此,要实现平等,或者需牺牲帕累托最优,或者需牺牲职业选择自由。这也就是说,前面的D3状态只有牺牲职业选择自由才能得到。(ibid)

  但是,柯恩认为这种三难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由成分的描述不清晰。他举了另一个简单的例子,即社会上的捐血情况:(1)不买血;(2)有足够的血;(3)有选择献血的自由。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无偿献血,就会出现(1)、(2)和(3)无法同时实现的类似三难:如果不买血,又给予人们献血上的自由选择,我们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血。因此,要想有足够的血,就需要么买血,要么强制人们献血。(cf.PP.188-189)

  柯恩认为对此有一个伦理解决法:如果足够数量的人受感动,出于共同体情感而自愿捐赠,那么三难就消失了。柯恩非常清楚: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自愿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恰恰说明: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下,三难困境才会存在。上文表述三难困境的关键假设是:能干者一定会选择20000美金年薪的园丁或者501300美金年薪的医生。但是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那么他就会选择20000美金年薪的医生。柯恩并不需要否认这种选择使能干者变差了:这是出于他的道德承诺,因此是合情理的。柯恩的关键假设是:当能干者按照运气均等主义行事时,他是自由的。这里的一般意义是: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道德原则行动,我们是自由的。柯恩认为,反对此点的人面临着一个二难:道德对谋杀的禁令要么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要么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如果它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那么信守均等主义承诺也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但我们不想要一个有约束的道德是不对的。如果它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那么个人信守均等主义承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因此,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讲,我们都不能用自由来反对均等主义的约束。(cf.PP.192-I94)

  5.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反驳:自由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即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不是决定做什么,而是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据此,柯恩上面对三难的反驳就不再适用。柯恩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就不能说,平等与帕累托最优的联合牺牲了“自我实现”的自由,而只能说有些公民失去了这种自由,有些公民则得到了更多的这种自由。柯恩承认,能干者在平等社会中的生活确实没有在不平等社会中那么有吸引力。但是限制能干者生活的利益的意义在于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当医生在相对的意义上受损时,其他人得益了。均等主义者承认,绝大部分在现实社会里能获得高报酬的人在均等主义社会里会承担更多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干者被奴役了,因为他们(在综合意义上)过得并不比任何人差。均等主义社会要求能干者生产得更多,但不要求他们牺牲得更多。(cf.PP.206-208)

  对此可能还有一种反驳,即自我实现与其他利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是词典式优先的。也就是说,个人不能为了任何他人而放弃这种自我实现。柯恩对这种反驳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在这种前提下,能干者要求更高的工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并不能抵消他从事这个工作所带来的自我实现的损失。因此,或者自我实现是一种与其他利益可通约的利益,那么我们只是将其放到一般的效用加总中去计算平等;或者自我实现是不可通约的,并且具有词典式优先的地位,那么收入差别作为激励就无济于事。(cf.PP.209-212)

     

  三、动机悖论的蕴含

     

  柯恩上面的论证表明:认为差别原则只适用于制度而不适用于个人选择的观点是无法证成的。一旦我们认可由激励所引发的不平等,动机悖论就产生了。这个批判表明:差别原则并不是无条件成立的,而是要看引起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柯恩后来认为,这种对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的批判实际上也适用于差别原则本身。(cf.P.152)科恩的“动机悖论”反驳揭示了罗尔斯证成差别原则的根本问题:两种理由的两阶段论证。罗尔斯承认了两种理由:(1)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的过错或选择,所有人应该过得一样好;(2)帕累托原则——欢迎有益于所有人的变化。尽管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证成考虑了这两种理由,但他分别只让一种理由在一个阶段上起作用。柯恩对此的反驳与德沃金对起点平等理论的反驳(德沃金,第92—93页)如出一辙:无论是什么理由,应该要么总是起作用,要么总是不起作用,而不能人为地让它在一个阶段起支配作用,在另一个阶段却完全不起作用。

  1.柯恩认为,帕菲特从契约角度对差别原则的论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该论证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正义要给予所有人同样多,因此,我们从平等开始,每个人都有权坚持它。这解释了为什么最不利者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但是当不平等有益于所有人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一致地接受差别原则,再坚持不平等就是不理性的。柯恩对此有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是认为不利者有否决权的理由与由此导致的结果之间具有不一致性。假设开始的分配状态是(5,5),A对转向状态(4,6)具有否决权,但对转向状态(5,6)则没有否决权。柯恩认为这里有不一致性,因为尽管前一种转变是绝对意义上变差,但后一种转变却能在相对意义上变差,因此A对这两种转变应该要么都有否决权,要么都没有。只有当我们坚持平等的理由是人们不能掉到某个绝对水平之下时,上面在否决权上的不同才是说得通的。但罗尔斯坚持平等的理由是人们受到了相对剥夺,而不是要保证人们不掉到某个绝对水平之下,因此这里否决权的不同是说不通的。(cf.PP.164-165)

  第二个回应是:尽管后面的转变是所有人一致同意的,但如果一致同意可以使得后面的分配是正义的,那么一开始我们就可以采用一致同意的原则作为正义的原则。由此,一致同意的原则就可以使得一个让最不利者更为不利的分配也是正义的。柯恩认为,既然开始我们就坚持平等原则,而不是一致同意原则,那么后面即使有一致性同意也不能使得这种状态是正义的.(cf.PP.165-166)

  2.阿内逊对柯恩的批判思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反驳:他认为差别原则只需要推定(assumed)平等而不需要确立(establish)平等。(Arneson,P.18)这有点类似于法院对人们所做的无罪推定:它并没有确立某人无罪,只是假设他无罪。阿内逊由此认为,差别原则的转变并不存在动机悖论。(ibid,P.16)笔者认为,柯恩对此其实可以作出如下回应:有充分的文本证据表明,罗尔斯在对差别原则的讨论中是确立了平等状态的,如他对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主义体系和公平的机会等原则的讨论(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56—69页),以及他把天赋当作共同资产的讨论(同上,第77-78、139、463页),都表明他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

  笔者认为,面对此种回应,阿内逊可以说即使罗尔斯的文本有此预设,但差别原则在论证上不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而柯恩则可以做如下反驳:罗尔斯认为只有帕累托改善这种理由才可以使得我们偏离平等。如果开始的状态是D1(5,5),那么我们只有权利向D2.1(5.1,7)转变,而没有权利向D2.2(4,9)转变。如果平等原则没有被确立而只是被推定,那么任何理由都可以使得我们偏离这种推定的平等,这正如任何罪行都可以使得原来被无罪推定者不再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并不能取消任何罪行。这也就是说,如果只是推定平等,那么后一种转变就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总效用增加了。笔者认为,可以从柯恩的观点做这种推论的根据,在于他接受帕菲特的以下说法:如果罗尔斯没有接受起点的平等,那么我们很可能接受的是效用最大化原则而不是差别原则(cf.P.167)。不仅如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帕累托最优在没有起点状态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比如,可以假设一个皇帝极为残暴并且极有能力,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如果接受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含义,则有这样一个皇帝的社会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会引起这个皇帝状况的变坏,从而不是帕累托改善。据此可以认为,既然差别原则认为帕累托标准非常重要,那么它就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

  3.上面的讨论进一步表明:要么罗尔斯所讨论的政治共同体的人都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这时只要不出现动机悖论,那么作为激励的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必要的;要么人们没有接受运气均等主义,那么差别原则的起点平等状态D1就是没有力度的,从而认为需要帕累托改善才能改变D1就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无论人们是否接受运气均等主义,差别原则都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差别原则,它代表着两种理由的妥协:一种理由是运气均等主义,即人们在没有选择和过错的情况下,应该过得一样好;另一种理由是帕累托最优,即人们在绝对意义上过得好是很重要的。柯恩的批判表明:差别原则的这种妥协是错误的,因为它让两种理由分别只在一个阶段上起作用,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完全不起作用。这就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4.那么,这种困境的出路是否在于接受平等,即如柯恩所说的,需要把平等从差别原则之中拯救出来呢?假设起点平等状态D1是(5,5),并假设由于信息、组织而不是动机的原因,使得收入差别对于改善最不利者是必要的。那么,按照差别原则的词典式解读,向D1.2(5,7)的转变就会是帕累托改善(不损害最不利者)。根据帕累托原则的经典表述(要有益于最不利者),向D1.3(5.1,7)的转变也是帕累托改善。按照柯恩的理解,为了理由的一致性,平等在两个阶段上都要起作用,因此差别原则肯定要做出改变,但改变的幅度取决于平等具有何种权重。如果平等在分配正义中具有绝对的权重,那么向D1.4(6.999,7)的转变是不正义的。这实际上是柯恩的观点,下一节会重点考察。如果平等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权重,那么尽管向D1.3的转变是不正义的,但向D1.4(6.999,7)的转变很可能就是正义的,甚至向D1.5(6,7)的转变也是正义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认为平等在分配正义中具有绝对的权重,那么差别原则只要变成平等一差别原则即可。当然,除了补偿性的收入差别之外,作为激励的差别依然是不正义的。因此,尽管科恩的“动机悖论”反驳确实否定了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但它所揭示的差别原则的困境对差别原则所代表的妥协的杀伤力并不大,罗尔斯妥协的基本精神依然能够成立。

  5.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回应科恩关于差别原则应用限制的“动机悖论”反驳。“动机悖论”的存在实际上是因为罗尔斯接受了休谟的正义环境论(罗尔斯,2009年,第98页),从而无法承认后面所谈到的充分正义感。休谟正义环境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仁爱不足。仁爱不足的一个含义是,无论你的原则多么有道理,但由于这个行为要求我的牺牲过大,所以我无法自愿地遵守。(参见葛四友,2012年C,第96页;2013年,第80页)换言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社会是不可能会有充分的正义感的。但罗尔斯后来对良序社会尤其是对于正义感的强调,让我们容易忽略这一点。而一旦意识到罗尔斯实际上接受了仁爱不足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论证。按照这种解释,基本结构只能是强制性的结构。尽管人们没有足够的动机自觉遵守正义原则,但可以通过强制使得所有人都遵守正义原则,因为不遵守会有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不需要有充分的正义感就可以遵守正义原则。但对于个人选择行为,则只能给予个人足够的激励才能让他们努力工作。所以,这种应用之中是没有动机不一致的。同样,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帕累托论证。如果大家都只有有限的仁爱,那么靠强制我们只能获得起点平等状态D1(5,5),而不是D3(7,7)。如果人们只有有限的仁爱,那么利用收入不平等作为激励就可以获得D2(6,9)。而相对于D1而言,D2是帕累托改进的。因此,尽管柯恩的“动机悖论”反驳对于理想意义上的正义有影响,但考虑到现实的人性状况,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仍然可以成立。

  6.尽管以上分析可以回应柯恩的批判,但差别原则本身的困境要更为严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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