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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高收入经济体前景堪忧

更新时间:2013-11-27 10:01:06
作者: 马丁·沃尔夫  

    

   劳伦斯o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给所有依然乐观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研究会议一个专门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这位美国前财长认为,高收入经济体可能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常态。他还勾勒出一幅令人焦虑的未来场景:需求长期疲弱,经济增长缓慢。萨默斯并不是第一个看出所谓"长期停滞"可能性的人:危机爆发以来,思虑周全的分析师们就担忧日本"失去的十年"在其他地方上演。但他提出这一看法颇具勇气。

   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西方经济体的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2007-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一直都非常疲弱。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只比五年多前的危机前顶峰时期增长5.5%。相对于危机前的趋势,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在下降。此外,尽管美国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疲软状态一直持续着。

   第二,今天受危机重创的经济体,在危机之前曾经历杠杆水平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房价也出现大幅上涨。这是一种"泡沫经济"。很多政府,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府,还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然而,在危机之前,经济过热的典型症状(特别是高于趋势水平的经济增长和通胀)在英国或者美国都没有出现。

   第三,在危机之前数年,长期实际利率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强劲。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长期指数挂钩金边债券的收益率从接近4%下降到2%左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下降到零以下。美国财政部通胀保值债券(TIPS)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时间上晚一些。

   因此,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金融体系的健康,或者是减少危机爆发前积累的过量债务,是不太可能带来完全复苏的。原因就是,危机是由金融过度行为导致的,而后者本身就掩盖了经济中早已存在的结构缺陷,或者如我所说,是对这种缺陷的一种反应。

   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全球过量储蓄",也可以称之为"投资缺乏"。较低的实际利率就是这种"过量储蓄"的证明:寻求生产性投资的储蓄,要多于可以运用这些储蓄的生产性投资项目。

   "过量储蓄"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失衡":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石油出口国以及几个高收入经济体(特别是德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净资本出口)。这些经济体成为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净供应国。危机之前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

   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吸收了全球大部分的过量储蓄,但没有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2000年之后,尽管廉价信贷随手可得,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还是在下降。原因之一就是投资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实际投资比重保持稳定,而名义投资比重却在缩减。除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泡沫期间,企业还依靠自身的储蓄来支撑投资,而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融资。

   因此,流入美国的储蓄,都变成了美国家庭和政府的借债。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使得经济依靠家庭净借债维持平衡的情况更加难以为继。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这应该会提高家庭储蓄:收入大于支出的最富人群,在变得更富的过程中往往会增加储蓄。这个问题的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就是,吸引穷人在超出承担能力的基础上借债,以维持支出。但这种做法在2007-08年危机期间捅了大娄子。

   简单来说,世界经济产生的储蓄,要多于企业希望借贷的量,即使利率非常低。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多数重要高收入经济体也是如此。

   于是过量储蓄成了当前需求的限制因素。但鉴于它还对应着疲弱的投资,因此也意味着未来供给的缓慢增长。这一困境存在于危机之前,但危机使之恶化了。

   那么该如何应对呢?面对储蓄意愿大于投资的情况,一种应对方式是进一步降低已经为负的实际利率。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倡导提高通胀率的原因。但这点很难实现,即使它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走向复苏之路》(The Road to Recovery)的作者安德鲁o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强调,另外一种可能是,直接消除企业投资面临的障碍。他最痛恨的就是"奖金文化",这种文化鼓励管理层通过回购来操纵股价,而不去增加生产性投资。

   还有一种可能是,利用今天的过量储蓄大力增加公共投资,这是萨默斯谈及的,也得到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的支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向低碳型增长转变。另一种可能是促进资金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流动,这些国家有最好的投资机会。世界上这么多的储蓄,在显然不存在投资机会的地方寻求投资机会,却回避有可能存在机会的地方,这是没有道理的。

   高收入经济体发生的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这一基本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难以为人相信的是,这些国家企业投资的激增,将能够吸收全球过量储蓄。说到底,人们为什么要指望老龄化、高工资、经济疲软的国家做到这一点呢?但这些国家确实面临着比单由危机带来的破坏更大的挑战--尽管危机的破坏已经很大了。它们可能在更久远的长期内一直面临疲软的需求和不足的供给。

   因此最好的应对方式是,采取措施提高生产性私人和公共投资。是的,这个过程会伴随一些错误。但相比接受穷困的未来给我们造成的代价,冒一下犯错的风险还是值得的。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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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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