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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政治“出格”的党组书记——齐燕铭

更新时间:2013-11-27 00:36:02
作者: 陈徒手 (进入专栏)  

    

   一

   齐燕铭是五十年代周恩来最为得力的行政助手,数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其间1955年曾患重病休养,逐渐在身体条件上已不堪繁重的机关管理事务。1959年底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因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过左、激进而遭免职,1960年初由齐燕铭接任,从中南海中枢机关转到他原本熟悉的文化本行,其间也有适当照顾病弱身体之意。但仅仅过了三四年他却以右倾之名挨整,最终怏怏去职,被贬谪到济南当副市长。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因一出京剧《逼上梁山》被最高领袖写信夸奖,使导演兼主演齐燕铭赢得盛名,成了中共新剧革命的开创者、实验者。他以"党内专家"身份执掌文化部,被众多党内外人士认定是一时合适人选,认为他的渊博知识和丰厚才学有利于今后文化部工作的开展。从入主以后的讲话看,他确实以抱负远大、谈吐内行而给人留下印象。

   他上任之际,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整个党内工作趋向缓和,努力减轻与各阶层的紧张关系。一向平和的齐燕铭在此时显示了善于沟通、以诚待人的本色,对几年来人祸连连的文艺战线竭力调整和平复,所说的言语大多中肯和实在,多少带有一些反思和批评之意。正是他这一段随和、无设防的讲话,构成1964年文化界整风运动挨整的主要材料之一,被扣上极其严重的政治大帽子:"在政治方面,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国家经济暂时遭到困难的时候,他攻击三面红旗,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见1964年中宣部整风办公室《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

   从整体来看,齐燕铭的表态其实是随大流的,诸多领导人都说过此类话语,并无出奇之处,只是到了清算之时有意搜集起来就全是罪状。譬如他说1959年反右倾时,"各级党委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反右倾的结果,强迫命令更多,民主空气更少,五风助长,工业瞎指挥更厉害,这是产生缺点错误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说话的尺寸几乎是当年党内政策口径的暂时定例,齐本人并没有超常发挥。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话剧、新歌剧创作座谈会上,齐燕铭打了一个比喻说:"我们来时是阴天,回去后该天睛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睛的,但是也不要否认有阴的现象。扫除阴霾,各地区需经过很大的努力。"针对会上提到的工作缺点和怨气,他以鼓励的口吻表态:"现在条件很好,不合理的制度、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解决,有不良的现象,作家也应该出来作斗争。""估计斗争有困难,但不要怕。""目前条件很好,我们要起来斗争。"这些话后来在整风中就被视为"极端错误的言行",认定是齐燕铭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也有阴暗的一面,号召文艺工作者起来向党的领导进攻。

   齐燕铭凭着一时书生气和简单理解,此时讲话确实也有一些出格、违规之处。举一例说明,他在一次活动中兴致所至,开口就认为195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主要是找到一条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是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出来的一条道路"。他由此阐述道:"今天来讲,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可以比较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朝鲜也在这样做,他们把苏联的经验和他们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结合得很好,很有成绩,粮食已经快过关了。"1961、1962年中国国内经济举步维艰,国际颜面难堪,他在众人面前竟少见地提及苏联建设经验和朝鲜粮食过关,材料中没有注明这是在什么场合的讲话,是否在外事活动说套话中的一时发挥。齐燕铭此言多少被视为犯忌、冒犯之意,因为这是中国党内极力避讳的敏感问题。

   最让批判者受不了的是,齐燕铭在广州座谈会上谈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是在实践中取得的"问题时,竟然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由于不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造成的,"我们兄弟党苏联老大哥跟我们讲也不体会,要自己碰到才能深刻体会"。(见1964年中宣部《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在中苏两党闹僵之际,重提这样言论,简直就是把齐燕铭放在火炉上炙烤。齐本人深知其险恶,在事后检查中竭力回避谈及此事。

   面对毛泽东两次针对文化部的严厉批示,齐燕铭及文化部党组惊慌失措,仓皇应对之下屡屡招来高层的厌恶。一开始党组还是想竭力控制知情范围,只在处级以上干部之中进行一般性的检查,不向下传达。直到1964年8月,经过中宣部批评以后,才在电影、艺术、出版三条战线上分片传达。齐燕铭在7月16日的党组会研究整风运动部署时,认为"运动全面铺开,肯定要出乱子"。在8月底又说:"今后的斗争,要掌握火候,其中大量的是学术问题。"在9月10日的党组会上,有人对党组的检查报告提出批评,他突然失态,以极为反感的口吻说:"我们是一群罪人,实在不行,只好请求中央派人来,先撤职,然后再带罪检查。"这就让中宣部找到"抗拒发动群众,压制群众批评"的口实,给后来直接派出工作组入驻文化部制造理由。

   齐燕铭"书生气"式的慌乱比别的副部长会更严重,焦虑之中他还无端失控发火,老是想掩饰什么问题来躲避"飞来的横祸"。已有多位知情者揭发他私下篡改已经存档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想修改原话来减轻错误程度。譬如他竟然模仿记录者的笔迹,对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稿加以修订,如把原记录中的"中央认为三面红旗是快了一点",改成"中央认为三面红旗只是快了一点";"各级党委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改成"有的地方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稍微添加或变动几个字,来减轻原来句子的厉害成分。想不到这么细微的改动就很快被下属告发,更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辩解的狼狈境地。

   二

   在文艺方向的问题上,齐燕铭的一系列"出格"表态被批判者紧紧抓住不放。譬如认为"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作家联系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领导",这三点"强调过份,便产生缺点"。他曾宽泛地说,文艺服务对象可以扩大至封建阶级思想浓厚的人、资产阶级右派,"因为他们也要看戏"。此说法很自然遭到激烈围攻,齐燕铭自己在1965年2月12日文化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也被迫承认:"混淆了政治界线,错到敌我不分的程度,简直不象共产党员说的话……自己对于什么是'服务'、什么是'阶级斗争'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糊涂观点。"

   齐燕铭对双百方针有"不合常规"的自己新解,也让批判者颇为恼火。他曾说,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的根据是:"一、世界是复杂的;二、世界是变化的;三、阶级矛盾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因此,只好用'二百'方针。"他还提出不应讲主导方向,说:"有许多东西过早地做结论,什么东西一拿出来就当做方向,这都是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成了方向,就只能往这一条路上走了。"他有时爱说一些过于抽象的言语,这本身就蕴含被人抓住把柄的可能,譬如在1962年秋季八届十中全会学习心得报告会上,避而不谈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热门话题,却用了深奥的词语去阐释人类的复杂性:"世界是很复杂的,人类是很复杂的。五千年的古国,所有的遗产都在起作用。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从本质上看是阶级关系,可以简单地这样说。但只有本质不行,不能只靠本质吃饭。"他还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马列主义也是生动活泼的,看本质只是方法"、"所以一切问题不能只靠原则、本质来解决。"这些多半被指控为同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有含沙射影之嫌,并拨高到 "公然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去解决文艺问题"的高度。(见中宣部1964年《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

   应该承认,1962年广州会议及前后时间,齐燕铭受形势所惑,丧失了原本中央机关工作所具备的谨慎,内部的讲话过于放松,让后来的主持整风运动者有一种罪证随处可拾的感觉。厚厚一叠"主要错误材料"中思想罪状罗列成行,搜集极为完备,让齐几无回嘴之力。譬如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念紧箍咒",认为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就因为强调思想改造所致。他在关于学习十中全会心得的报告中说:"红菩萨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两天不红,专两天不要紧。"他说:"政治挂帅,联系群众,这是一般工作规律,不是艺术(工作)规律。"又说:"党应当怎样领导艺术,目前还未总结出经验。"他反对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直率地表示:"永远停留在三结合、五结合,永远是'臭皮匠',要攀登高峰就困难了。"这些言论如果剥离开当年特许的缓和环境,随便抽出一条"上纲上线",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政治性痛楚。

   齐燕铭在1965年2月12日文化部党员大会做检查时,对于"政治上的迷失"这一点就花了不少篇幅"自我批判了断",他说:"对政治惟恐过分,对艺术惟恐忽视,这不仅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实际的作用是用资产阶级的艺术偷换无产阶级的政治,也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挤掉无产阶级的政治。""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说到这里,他几次用了"痛心""痛心之至"来表达悔恨的情绪,竭力把这几字散落摆到了几处关键段落。

   "政治上的迷失"必然带来用人方面的失当,齐燕铭的恋旧和惜才的老式作派最让中宣部领导看不惯,认为他在组织路线上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给他安上的罪名为"长年累月重用遗老遗少"。齐燕铭自身有一种从小习艺带来的风范和气场,对高水平的老艺人、老学究、老票友、老秀才天然怀有尊崇爱惜之情,在职权范围内几乎有求必应,焦急地予以职位安排。譬如他曾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中宣部内部评价语)的老学究孙人和,介绍到中华书局任二级编辑。把在湖南师范学院受过批判而擅自离职的老秀才马宗霍,强行安插到中华书局任三级编辑。曾经推荐思想反动、"不食周粟"的张傚彬,执意要让他到故宫当顾问。最出名的一例是,曾三番五次地推荐夏山楼主的琴师郭仲霖到中国戏校工作,当时戏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予以接受,齐燕铭为此不快,严厉批评学校领导,促使戏校最后只好录用,并向齐燕铭和郭本人作了检讨。这一系列事情揭开之后,中宣部领导反应强烈,指责为丧失政治立场,妄想"走一条单纯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三

   六十年代初期,在齐燕铭主政之时,党内习惯称之为"鬼戏、坏戏"的戏曲剧目纷纷出演的主要时期,以致毛泽东在1963、1964年批示中愤恨地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对文化部有一种恨不得改名或撤销的怒气。作为党组书记,齐燕铭自然被认定为鬼戏、坏戏的主要推手、责任人,他的迁就和呵护"使多年不演的坏戏、鬼戏又重新在戏曲舞台上复活起来"(1964年文化部检查报告语),他的政治重压骤然暴升,连周恩来都无法在一旁暗地里援救。1962年时齐燕铭暂时回国务院工作一段时间,周恩来曾建议他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再回文化部,但他执意返回。此时他陷入困境中再想到此意,已是后悔不及。

   据齐燕铭事后检查中披露,1962年十中全会前江青曾向他指出坏戏、鬼戏大量出现,应有措施。江青自称,之所以提出此事,是花了两年时间亲自到几个地方调查的结果。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从北戴河回来,转告了周恩来、康生相类似的指示。这种微妙的预警,却被齐燕铭忽视了,他只是召开会议简单传达一下,在工作中略有布置。但还笼统地表态说,戏曲工作情况基本健康,坏戏鬼戏出现,只是个别现象。他反而认为中央可能不了解基层演出情况,艺术局为此还整理出一个材料,证明坏戏鬼戏不多了。这种变相抵触和丧失警觉,让高层人士得悉后恼怒不已。主持批判者在此定论是:"在对待文化戏曲遗产的问题上,齐燕铭同志同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些保守力量的代言人和保护者。"

   在1964年文化部检查组整理的《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中,有长达四五页篇幅表述了齐燕铭在坏戏鬼戏方面的重大负面作用,其中谈到他对坏戏鬼戏的呵护和推崇:

齐燕铭对传统戏曲,不分糟粕与精华,全盘肯定,认为"我们几百年前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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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随笔》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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