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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政治“出格”的党组书记——齐燕铭

更新时间:2013-11-27 00:36:02
作者: 陈徒手 (进入专栏)  
现在看起来还是金光灿灿的","对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好处"。反复强调挖掘传统,并认为"挖掘传统的剧目是带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对于遗产,他口头上说是"先继承,后批判",实际上是寻找各种借口,鼓吹只继承不批判,如说:"学戏就不是批判与继承同时进行。当然是先继承后批判","对待遗产应有西医学中医的精神,只准学习,不准批评"。甚至认为对有毒的东西也要继承,他说对于"一些封建意识很厉害的,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剧目",可以不让学生去学,但是"应由演员去学"。

   在上报的齐燕铭错误材料中,谈及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部戏曲教材编选工作组主持编选出版的九十六种教材,包括一百二十七个剧目,其中帝王、才子佳人的剧目占80%以上,这批剧目中有不少宣传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的坏戏。材料中列举诸多事例来证明他的政治上严重不当,譬如对于《四郞探母》这出坏戏,他让中国京剧院安排四个四郞、四个公主轮流演出一场,好让名角都上台。不顾党组书记身份的严谨,他几番为鬼戏、坏戏辩护,他说:"有的地方,对有两个老婆、有鬼的戏不让演了,这样做就有问题。""《李陵碑》取消了七郞托兆,总不易演好,就这个戏来说,托兆似乎不一定是迷信。例如《伐子都》、《李慧娘》也是出鬼的戏,……这并不等于宣传迷信"。

   材料中称,直至十中全会以后,中央已有严厉批评之举,但是齐燕铭仍不多加理会,还在为鬼戏、坏戏说话。他说:前一个时期上演鬼戏、坏戏是个别现象,"并不是不得了的事情"。又说:对鬼戏,"旧剧本里原来有的,如《铡判官》、《游西湖》,没有办法,一些不好说的话让鬼来说,同时那时又是有鬼论。"他多次称赞孟超编写的《李慧娘》,夸奖这个戏"很受欢迎"。这也触碰后来1964年整风时订下的批判红线之一,因为《李慧娘》已被整肃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

   中宣部工作组、文化部整风检查组由此公布了二三十个坏戏的剧目,大都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中国戏校等单位挖掘而出,其中《小上坟》、《变羊记》、《打砂锅》等破例公演。齐燕铭极力支持挖掘这些"三小"(小丑、小旦、小生)戏,认为这些戏可以起供人消遣的作用。中宣部批判材料中明确认定,齐燕铭对旧戏曲的热心提倡,"使戏曲界出现了一个革命戏曲总退却,封建主义的旧戏曲嚣张一时的混乱局面"。

   四

   历数文化部历届部领导,齐燕铭是一位惟一看重戏曲界人情世故、体谅行业规矩的部长,这与他曾参与戏剧创作、有实际梨园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稳重平和、善于关心人的性情有关联。他几次参加戏曲界"拜师收徒"活动,对于仪式上诸如磕头作揖的老派作法,他可以在场默认但不持非议,并在讲话中对艺术学派的发展多加勉励。这颇让正统的文化部官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巩固和发展封建主义的旧习气旧关系",齐燕铭居然以部长身份参与此类活动,"在群众和青年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批判者给齐燕铭安上一个吓人的政治罪名,就是"抛弃了解放以来在革命现代题材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对演现代戏十分冷淡"。最突出的一例是在1960年4月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剧目观摩演出会上,他擅自改变了中央批准的"以发展现代剧目为重点"的正确方针,提出一个没有主导方向的"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只是传统戏一者独举,还嫌传统剧目改编太少,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把齐讲话中的问题提到违规改变中央预定的工作方针,这就涉及国家长期的文化战略发展,极大地迎合了毛泽东批示的杀机,罪名之恶之险,让齐燕铭有一种窒息一般的无望和无力。

   1962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吃紧,国家已经没有实力去照顾原本承诺支持的各类剧团。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开支,国务院曾经提出将一部分国营戏曲剧团改为合作制的剧团,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为此起草了戏曲剧团改制的方案。他此次主张颇为大胆,冲击了1949年后官方努力营建的禁锢"篱笆",力主"艺人办团,演员自由退团、自由流动",组织上"不得故意留难"。他说:"流动演员是个体所有制性质,在剧团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有少数流动演员存在对戏曲事业并无坏处"。"解决演员盲目流动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演员压在那里,顾虑流动演员不好管是不必要的。"整风运动批判者为此愤怒地给齐扣上大帽子,大有不可饶恕之意:"否定戏曲剧团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鼓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优越性。"

   1965年2月齐燕铭被迫检查时,深挖思想动机时也坦率地表示:"当时考虑剧种,特别是年代较久、传统较为丰富的剧种改演现代戏的困难较多,对于它们的唱、做、念、打各种程式的改革,看得过于困难,而没有认识如不改革便无法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改革就要有首先攻克最不容易突破的堡垒的勇气和决心。"他说,剧团改制使剧目管理工作不易抓紧,放任自流,再加上1962年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戏曲遗产,过份推崇旧艺人。他自己说了一句"沉重"的话:"这就使封建传统剧目更加有力地统治了戏曲的舞台。"

   1962、1963年剧团改制时遇到很大的压力,在两次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听到的是一片反对的声音,至少明确表示反对的就有八个省,连文化部内部都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理由之一就是这样改制会"放弃党的领导,牛鬼蛇神满天飞"。齐燕铭凭着内行人的艺术直觉和事业利弊的判断,固执地顶住反对意见,强行试点并逐步推广。但是他低估党内保守势力的影响力,在那样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得不到完善的制度支持和组织配合,根本无法把剧团改制弄得周全,出现过失也不能及时弥补,以致事后效果与初衷相距甚远。

   改制的不理想和停滞成了齐燕铭说不出的痛楚。1964年下半年整风高潮时,部党组成员、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黄洛峰就在干部会上拿出一串增长数字指责齐燕铭:单以国家对剧团的补贴来说,1962年是二千四百万,1963年三千四百万,1964年三千六百万,1965年估计可能超过四千万。黄洛峰以责问的口吻说道:"视革命事业如儿戏,是不是仅以感想代替政策,以自己的爱好兴趣作为领导方针呢?不是。它最集中、最突出还在于以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黄还以刻薄的语气嘲讽道:"当齐燕铭同志还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儿至多只能在举办晚会或搞点其他什么的时候,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只能在他从1957年开始主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时候,发思古之幽情。但这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一旦1960年到了文化部,这就不同了,这就有了适宜的土壤气候,可以大大发挥潜在的封建、资产阶级本能了。"(见1964年12月黄洛峰发言《党组是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

   对于这种逼迫式的集体围攻,齐燕铭只有无奈的招架之力,他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被迫承认:"究根问柢,原因还在于我的兴趣和习惯上对于那种传统的戏曲形式有着深深的爱好,因而对它所表现的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内容,也竟感不到有多大抵触。"有人批评他在戏曲工作上有个人野心,他猛然间难以接受,但重压之下只能应承,还补充说:"这既是个人野心的起点,也是反党的起点。"

   最让批判者不能接受的是,作为曾被最高领袖表扬的《逼上梁山》的主创者,居功之傲,1962年广州会议上谈及新编历史剧的不足时,他居然对《逼上梁山》提了三点批评意见,举例失措。他自己也深悟此举的"不当",整风检查时"痛心疾首"地表示:"不顾当年毛主席给予的评价,对之妄加指摘,这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文化界一向是政治敏感区域,高层领导倍加关怀,各类指示甚多。齐燕铭有时候就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但是一旦政治上出事,高层集体静默,无人出手施救。他几次在党组会满腹牢骚地表示:"文化部的发明权不多",好些话"是有出处的","有些话是上边讲的","我把它一发展,就片面了,就错了。"言语之间透着无尽的委曲和抵触情绪,在腥风苦雨之中,又有几人能贴切地体谅他呢?相反还有高官恶狠狠地表态,齐燕铭如此说话就是"想把错误的责任尽量往别人身上推,往上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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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随笔》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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