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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晓楠 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特征、实质与内在矛盾

更新时间:2005-06-04 17:18:37
作者: 洪晓楠   邱金英  

  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约翰•格雷:《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英国《卫报》1994年4月4日。)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也叫做电子帝国主义、电子殖民主义,它是文化帝国主义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表现。网络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特网发源于美国。在硬件方面,他们管理着因特网网址的分配系统的核心部分。在软件方面,美国力图控制通过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传输的内容,美国流行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渗透到其它国家和文化当中。他们利用信息优势和信息霸权达成美国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据统计,因特网用户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美国拥有的电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拥有的电脑总和还要多。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拥有300台个人电脑,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仅拥有16台电脑,在危地马拉近8台。2000年1月,EXCITE公司对全球6.4亿左右的互联网进行语言认证,结果是英文信息占71%,日文为6.82%,德文为5.08%,发文为1.75%,中文仅有1.52%。凭借这些优势,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的资源的80%-90%,人们已进入因特网就好像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是这样统治着信息网络,支配着信息交通渠道,并由此建立起话语霸权,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霸权思想,侵占了人类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这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殖民主义。(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美国在世界信息业中的霸主地位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商务部副部长的罗斯科普夫在一篇题为《表扬文化帝国主义?》的文章中说过美国在信息时代政策的核心必须是赢得世界惟一的信息超级大国,美国应该在信息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

  

  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

  

  正如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一份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它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因此,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无非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实践进行的系统地反映。这种反映有的是歪曲的,例如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是为文化帝国主义实践服务的;有的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本性,例如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揭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联姻关系,揭示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实质,揭露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

  

  四、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

  

  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社会文化批判的术语。萨义德对后现代主义虽颇有微词,但是无论他采纳的研究方法还是借鉴的理论都具有很强的后现代因素,例如无论是他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的引用、对法农的思想的借鉴还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及文化霸权的挪用都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萨义德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属于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史诗叙述”的消失,而第一代后殖民艺术家与学者正相反,他们运用史诗叙述来谋求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复兴,萨义德认为,这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及政治的不同需要决定的,他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既是必须提防的陷阱,也是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萨义德又对后现代主义保持一种必要的警惕。他并不否定启蒙和解放的态度,相反,他认为,“只要有机会这样做,人们仍然会运用启蒙和解放这样的范畴来思想,而至关重要的是,人文学科和知识分子应该把它当作议程重新提出”。(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9页。)他指出:“除了对解放和启蒙作理论认识或者说有一天我将这么做以外,别无选择”。(同上,第312页。)萨义德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矛盾性就表现在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态度。

  

  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剖析基本上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的,他对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这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分析,实际上,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等,最终都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因为媒体、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主要方式和因素,换言之,前三种话语都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性讨论的前提之上。从总体上来说,汤林森不仅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而且反击批判现代性思潮。

  

  无论是萨义德运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方法来倡导现代性,批判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汤林森为现代性辩护,“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显得较单薄”,(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表现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是显然易见的。

  

  2、自我身份认同的“悖论”

  

  从总体上来看,除了汤林森等少数人之外,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话语圈内并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向所谓“边缘”的输出和辐射,那么,所谓后殖民主义,则应是包括整个以往的和新近的被殖民化的地区——非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印度、新西兰等——向西方文化中心的运动。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一些批评家并非真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前”殖民地国家或称“后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主流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理论家格格不入,因而无时无刻不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以寻找契机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第一世界的“英语”(English),有着收入丰厚的第一世界的薪俸,因而难免不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而与其相比较,那些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或“后殖民地”批评家,则使用的是带有当地语音和语法特征的第三世界的“英语”(english)。(王宁:《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概观》,《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

  

  萨义德一再强调,在后殖民时代,文化都是混杂的;同样,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的身份也是混杂的。正如萨义德讲述自己的身份时所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萨义德认为,他的这一身份使他更容易理解双方。但是,如果我们记住这一身份本质上是流动的,那么,萨义德的这种自信似乎是可疑的。毕竟,作为一个有着阿拉伯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他对美国强国政治的质疑究竟是一种作秀还是一种立场,究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私还是一种坚持差异的信念,这似乎是他个人所无法决定的。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萨义德其人其说的一个魅力因素。

  

  3、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于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灌输给“落后”的民族。由此可见,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主人叙事主义已经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但文化帝国主义还有更广泛的内容。

  

  在殖民主义和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再也不能以合法手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先前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了,于是就利用其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渗透活动,包括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文化产品的倾销,力图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霸主地位,并通过这些手段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本和商业利润。此种文化帝国主义较先前更加严重,它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自己的文化精英,而且使广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对落后国家实行文化侵略,而且对某些第一世界国家也实行着文化渗透。所以,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具有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

  

  后殖民批判主义强烈谴责此种文化帝国主义行径,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性和自主性;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仅应当尊重其他国家的政治主权,也应当尊重其文化主体性;不仅应当在经济领域中坚持平等、自由原则,而且应当在文化领域中遵循平等、自由原则;坚决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以强凌弱行为。

  

  与此同时,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一方面要抵制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强势侵犯本国的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另一方面还得在与发达国家交流的过程中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让步,改变原有的一些价值观,这种改变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没有指出新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可能性,二者的症结所在都集中在如何认识话语决定论和反本质主义。相对于马克思对弱势民族和弱势国家的关怀而言,萨义德并不关心民族国家如何确立自我的身份,他曾经遗憾的说,在地方世界中,《东方学》一书经常被视为对弱者悲惨境地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对使用知识以加强自省力量的一种多元主义批评。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系列令萨义德始料不及的反响。确如萨义德自己所说,《东方主义》问世十七年来,英美学界对此书的大多数评价是“积极热情”的,当然该书的政治锋芒也招致了一些人“非常强烈的敌意”,还有一些人则表现为“不理解”。在所有的反响中,他认为最有必要做出解释的一点,就是他的敌人和同情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在“反西方”。同情萨义德的学者将东方主义现象等同于整个西方的代表或缩影,进而将真个西方视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敌人,也是伊朗、中国、印度以及其他许多曾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和欺凌国家的敌人。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喜不自禁,然而兴奋之余,他似乎又多少有些担心,担心封他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政治代言人一类的过分吹捧,最终将影响到他在西方学界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反复地强调不要将他的这部著作作简单化的理解和比附。这也反映了萨义德在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心态。

  

  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四种话语的分析,实质上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例如,他认为,由于媒介是中性的,因此,用媒介帝国主义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成立的;由于民族国家和文化不过是“想像出来的社群”,因此,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性话语也是不能成立的;由于消费者是具有主权决定自身需求的,况且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同质化,其后果也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因此,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所讨论的文化帝国主义观念,也不完全正确;由于现代性将全球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作为一个概念,现代性并不能提供给我们集体生活的意义,也不能造就全球同质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样,我们与其说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文化侵略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种本地“文化损失”的过程。因为不管强国或弱国都面临这些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支配”的观念或“帝国主义”的字眼,都不合适。由此可见,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分析,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说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绝非消解了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它是用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正是他与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不同的地方。总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涵着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4年1月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今桐城市)。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硕士生导师,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市哲学学会理事长,辽宁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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